改革引出的话题——中科院介绍计算所改革的整体思路和有关情况 [复制链接]

第8版(科技)
专栏：

改革引出的话题
——中科院介绍计算所改革的整体思路和有关情况
　　编者按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改革自1998年底启动以来，按照中科院的整体部署，逐步推进。目的是使计算所在承担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领域中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科学技术研究和国家重大关键性科研任务的同时，加强与联想集团的紧密结合，探索一条国家高技术研究所与国家高技术骨干企业相结合的道路。一年多的改革，既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
　　中科院计算所曾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子管和晶体管大型计算机，而联想集团是目前我国电子行业的龙头企业。它们的合作，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1月17日，在中科院2000年度工作会议期间，中科院召开了新闻通气会，向外界介绍了计算所改革的整体思路和有关情况。为了让大家对计算所的改革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现将有关人士在会上的讲话进行整理，刊载如下。
　　当前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
　　严义埙（中科院副院长）：科技体制改革已经取得很多实质性进展和骄人的成绩，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还远未落实，任务也远未完成。科技要成为第一生产力，就必须解决产业化问题，而目前，有利于它的机制还未真正形成，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规模还小而散，远不能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面对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的挑战，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产业化。
　　我们在努力推进产业化的同时，从未否定过基础研究的重要性。问题是，大家应该看到，面对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加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国家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每年大幅度地增加科技投入，但成果转化率至今还很低；作为工业基础的先进工业技术，大部分还是引进的。在这样一种现实面前，请大家好好想一想，我们要抓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
　　关于基础研究，江泽民总书记曾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对于基础研究，我们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对能在科学上有重大发现，对经济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同时我们又有优势的领域，要集中力量予以突破。这种分析，是不是要我们走回到过去的象牙塔中去呢？肯定不是。
　　既然道理如此明白，我们的改革为什么还会有阻力？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因为我们进行的结构调整，必然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我们都是从研究所出来的，对研究所的情况是了解的。无庸讳言，在我们有的研究所里，的确有人做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研究工作，他们在旧体制下，过惯了那种争经费、做成果和小富即安的生活，现在进行的改革，使他们的利益受到冲击，打乱了他们多年的生活方式。
　　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些问题归结于科技人员个人，因为这都是由过去的体制造成的。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要促进应用型研究与企业相结合，应用型的开发要围绕市场和经营转，而不是由科研人员单纯从技术观点出发来决定。这对习惯于安稳的研究开发环境，缺乏创新活力，缺乏赢利、经营意识的科研人员来说，必然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脱胎换骨的过程。但这个决心早晚要下，如果还不迅速改变这种状况，“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基础研究也搞不上去。当然，企业要充分发挥科研人员尤其是高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确实是有一个逐步认识和摸索经验的问题，他们在这方面也需要加倍努力。
　　给大家自由发展的空间
　　严义埙：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一个重大的进步就是给人们带来了一个相对自由发展的空间。一个单位，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前提下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现在少数媒体中有一种现象，就是看到任何人事的变动，都要热闹一番。其实，高科技企业的人事变动是十分正常的，而且以后可能还会越来越多。有人告诉我，在美国的硅谷，不少中小型公司的首席执行长官很少有做满两年以上的，因为一个公司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选用不同特点的专才，以实现最佳的效益，所以变化是一种正常现象。
　　计算所的改革涉及体制变革、观念磨合，尤其是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难度相当大。同时，在制度尚未完全健全的情况下，我们要求将长远目标和近期的应用开发两方面结合起来，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高文同志觉得执行起来有较大难度，要求辞去所长的职务，我们是同意的，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
　　桂文庄（中科院高技术局局长）：高文是国家“863”计划信息领域的首席专家，也是中科院“百人计划”引进的人才之一。他在将研究与市场和产业结合方面有很强的意识，是一位优秀的专家。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个相对特殊的环境里，他也许是一位出色的所长。
　　在计算所和联想研究院，他既要关注基础性、前瞻性的研究，又要与联想的开发性工作结合，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些困难也正是我们要对计算所的改革进行一定调整的原因。他现在仍然在计算所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在进一步的调整过程中，高文还会继续在计算所发挥好自己的作用。
　　李国杰院士在计算所有长期工作的经验，与联想的合作也进展得很好，由他来领导这个所，也许效果会更好。
　　柳传志（联想集团总裁）：到今天为止，我与李国杰、高文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没有任何个人方面的问题。
　　产业化需要大企业来带动
　　严义埙：的确，从理论上来讲，企业应该有企业自己的发展思路。如果抛开股东这个身份，中科院仅仅作为行政部门，不应该过多地介入企业的运营。但改革首先是一个实践过程。实际上，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并非理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市场的发育都完善了，政府的职能都到位了，我们就不叫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不是什么转轨时期了。现在的问题是，高科技产业化上不去，而联想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我们就要进一步支持它，增强它的技术创新能力，缩短它与大型跨国公司在技术、资本、管理方面的差距。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一个影响深远的大问题。
　　科技人员可以自己出面去搞产业化，但我要说，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如果没有龙头企业，产业化是一句空话。硅谷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发展？有大学，有人才，有风险投资，有政府支持的环境，但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有许多已经长大的、能够掌握行业命运的大公司，如果没有它们，硅谷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产业化要发展，迫切需要有熟悉科技发展的大企业来带动。大家都安于当个小企业，在开发区里混来混去，什么时候才能壮大？现在的小企业怎么发展？就美国来讲，两条路：一是上市，依靠股民的支持走上去；再就是大公司的收购。你看看今天的硅谷，有多少成果是由大公司收购而迅速推向广泛运用的！大企业有市场，有产业化能力，只要把最好的技术收购过去，很快就能实现产业化。
　　我们并不反对科技人员自己搞产业化，但应该看到，自己研究出来的东西，然后自己去推销，找地方进行产业化，要花多少时间！面对严酷的竞争环境，我们不能等啊。没有自己的龙头企业，高科技产业是很难发展的，人家很容易将你打垮。美国也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对它们有很多优惠政策，有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创新体系，难道就说它不公平了？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太书生气，书生气重了就没饭吃了。
　　媒体是改革发展的动力
　　柳传志：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媒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把外界的消息引进来，把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传播出去，更重要的是，它能抓住主要矛盾，对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行分析、处理和升华，以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进行介绍，提高了整个国民的认识水平。我说的这些话，都是发自内心的。
　　从个人的角度看，每个人根据自己对事情的了解和理解，发表独到的见解，这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家媒体，一个单位，在处理一些敏感问题，尤其在处理人的问题上，一定要有一个慎重的态度。
　　严义埙：当前，中科院100多个研究所的改革与知识创新工程试点，都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们殷切希望媒体对这些改革的方向、目标、思路等原则问题，以及成功经验，进行积极的引导和正面宣传。
　　长期以来，我们科学院的改革和发展一直得到众多媒体的关心和支持。可以说，我们任何一项进展，都有新闻界朋友的贡献。今后，我们仍然诚恳地期望各位朋友的支持，也欢迎大家善意的批评，并对问题进行建设性的讨论，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对改革有一种责任感
　　柳传志（左图）：联想在参与计算所改革的问题上是有过犹豫，但路甬祥院长与我有过一次谈话，他说，他不是作为中科院的行政领导，而是作为联想控股公司的大股东跟我谈，这使我觉得非常“受用”。
　　作为从计算所出来的“老”人，联想的许多员工，包括我在内，对计算所的改革都感觉到有一种责任。上市公司当然是要追求经济效益，但也并非做每一件事都以赢利为目标，有时候，我们必须做一些公益性的事业。同时，客观地讲，联想与计算所的整合，对联想也是有利有弊，并不能说成是联想背了一个包袱。就这样，大股东（中科院占有联想65％的股份）的要求，联想员工的责任心，以及联想长远发展的需要，促成了我们介入计算所的改革。
　　严义埙：其实，联想在介入计算所改革的问题上，刚开始也是有顾虑的。如果只是站在联想自身的立场来看，它并不情愿与计算所实行结合。因为这种体制的磨合，确实需要花费相当大的精力与管理成本，特别是对计算所园区的改造，搬迁、安置、改造的成本很高，而联想完全有条件在北京市各部门的支持下找到更好的环境。经过反复的工作与要求，联想的领导层才下定决心，从中科院改革全局的角度出发，承担起参与计算所改革的艰巨任务。
　　改革方案并非一成不变
　　严义埙（右下图）：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一些调整，主要是将联想研究院由计算所直接管理改变为由联想集团管理。
　　我们原来希望计算所与联想集团的结合能够一步到位，前瞻性、基础性、战略性的研究与应用型研究能够统一编队，与联想结合在一起。而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因为两类研究目标确定不同，科研工作组织形式不同，考核标准也应有不同的要求。而且，企业与计算所在文化、观念、管理理念上也有较大差距，体制还需要磨合和完善。我们认识到，操之过急反而不利，所以决定由联想来直接管理联想研究院，目标是使应用型开发任务早出成果，早见成效。这种调整，我们认为是有利于改革总体目标的实现的。
　　按照我们的改革方案，改革后的计算所仍然是中科院的直属机构，保持独立的法人地位，计算所与联想的结合在管理上强调企业文化的渗透，在业务上则尽可能地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即使在联想研究院划归联想集团直接管理之后，计算所与联想的紧密合作关系也没有丝毫改变。计算所与联想的科研人员正在根据研究开发任务的需要，进行相互流动。双方仍通过合同等市场化的手段，承担对方给予的任务。同时，计算所理事会要对联想研究院进行宏观指导和监督，联想研究院领导要参与计算所的规划和工作计划的制定；联想要优先使用计算所的研究成果，优先委托计算所进行中长期的战略研究工作。而且联想集团还承担着按企业化模式管理原计算所分流出来的几百名员工的重任。
　　隶属关系的调整，完全是在计算所改革设定的总体目标的前提下进行的，属于根据实际情况在操作步骤上的调整，是必要的、正常的。随着计算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我国经济环境的变化，我们肯定还会根据实际情况作许多进一步的调整，以保证整体目标的实现。
　　中科院计算所改革大事记
　　1998年9月，中科院作出“关于计算所深化改革的决定”，将计算所定为知识创新工程的首批试点单位之一。
　　改革的主要目的，一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组织一支精干高效的队伍，建立适合我国市场经济环境的、精干的、与国际接轨的新型国家研究所，使之成为国家在计算机科学和信息技术方面的知识创新基地，承担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中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科学技术研究和国家重大关键性科研任务，保持和发展作为中科院研究所代表国家科技水平的地位；二是与联想集团紧密结合，共同探索国家高技术研究所与国家高技术骨干企业密切结合的道路，促进联想集团为信息产业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按照这一指导思想与整体目标，计算所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领导体制上，由中科院和联想集团共同成立了计算所理事会，负责计算所的重大事项的决策和评估，按技术开发、产业前瞻性研究、前沿基础研究5∶3∶2的比例，设定其科研任务，加大面向市场需求的应用研究的分量，支持联想集团加强科技创新的能力。在计算所经费来源上，除中科院的事业拨款、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经费和竞争争取的项目经费外，联想上交给中科院的部分股权的收益，也投入计算所。对于调整中分离出来的数百名人员，组成计算所二部，由联想按企业模式统一进行管理。
　　1999年10月，中科院作出决定，明确地把从事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的国家研究所———计算所，与直接为联想集团服务的研究开发中心———联想研究院从建制上分开。同时，中科院还制定了一系列条例和章程，来规范计算所的管理体制和理事会工作。按照约定，计算所所长不再兼任联想研究院院长的职务，联想研究院直接由联想集团管理，并接受计算所理事会的指导和监督。
　　1999年12月28日，中科院接受原计算所所长高文的辞呈，任命李国杰院士担任计算所所长。
　　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昔日中国信息技术研究的排头兵，今日科技体制改革的实验场。（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