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清清江河万古流——曲格平谈水资源保护 [复制链接]

第8版(卫生·环境·人口)
专栏：环境扫描

　　愿清清江河万古流
　　——曲格平谈水资源保护
　　本报记者 白剑峰
　　入夏以来，我国许多城市都在“喊渴”。全国670座城市中，有400座不同程度缺水，108座严重缺水。为了缓解水资源短缺的窘况，目前已有100多个县级以上城市被迫限时限量供水。专家预言，水资源问题将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日前，记者就此采访了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曲格平。
　　问：今年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干旱，预示着水危机正向我们走来。那么，中国的“水井”到底还有多少水？
　　答：富兰克林曾经说过，只要水井不干，我们就不会了解水的价值。中国人均拥有水量很少，只是世界人均量的1／4，加上时空的不均衡，长江流域以北地区严重缺水，像西北、华北加东北、华东、华中的一部分地区，供水十分紧张。而普遍和严重的水污染，又加剧了供水的困难程度。照目前情况发展下去，不需要很久，就会出现大范围的水危机，工农业生产发展就会受到极大制约，自然生态还会进一步恶化，一些城市和地区生活用水也会出现困难。水资源与其他资源不同，一个城市或地区缺能源、缺工业原料和生活用品，可以靠从外部运输解决。而缺水，却是不能靠远距离运输可以解决的。水是生命之源。一个地区如果没有了水源，就预示了这个地区生命的结束。昔日繁华的丝绸之路的消失，就是一个证明。现在的一个热门话题是调水工程。但是，远距离调水是有条件的，不是什么地区都可以实行的，而且投入很大，还可能引发新的环境问题，供水数量也很有限。
　　问：造成我国水危机究竟是天然因素，还是人为因素？
　　答：应该说，天然因素和人为因素都有，而人为因素加剧了这一危机。我国一些地区供水日趋紧张，除了水源不够充足外，主要是开发使用不当造成的。长时期以来，把水视作一种廉价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超量开发，不合理使用，严重污染，遂酿成了今天这种困难的局面。
　　问：解决水资源问题有何良策？答：解困之路，就是把水资源摆上重要议程，作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一个重要条件，在缺水地区，要限制或禁止耗水量大、污染严重的一、二产业的发展。在供水紧缺地区，还要把水源作为前提条件，农业要以水定产，工业要以水定厂，城市也要以水定规模，并大力推行节水措施，建设节水型社会。在这方面，以色列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而我们的水源条件要比以色列丰富得多。因此，只要认真对待，采取积极措施，完全可以缓解供水上的困难局面。
　　问：建设节水型社会的措施是什么？
　　答：主要抓三个环节：一是农业，它的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70％以上，是用水大户，不把它的用水量压下来，供水紧缺局面就很难缓解。调整种植结构是节水的重要措施，在干旱、半干旱地区不应种植像水稻这类耗水量大的植物，政府应在这方面作出限制性规定，要大力推广节水和抗旱作物；另外，就是逐步地，但要积极地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建成节水型的农业体系，这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
　　二是工业，它的用水占总用水量的15％以上，是第二用水大户。工业节水的重要措施，是调整产业结构，在缺水地区，禁止或限制耗水大、污染重的工业项目的建设；同时，要运用市场手段，促使工业企业采取节水措施，把用水量压下来。我国许多工业生产用水量高出国际先进水平几倍至十几倍，节水潜力很大。加强环保部门的监督管理，排污就收费，超标就罚款，收费和罚款要加大力度，也是促使工业生产降低用水的积极措施。
　　三是城镇生活用水，占总用水量的10％—15％，是第三用水大户。在农业和工业生产用水比例不断下降的时候，城镇生活用水却在不断上升，而且上升很快。生活用水存在着很大浪费。造成浪费的重要原因，是水费太低。因此，除了提高全民的节水意识外，重要的就是提高水价，这是被国内外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其次，就是建设污水处理系统，把生活废水和工业污水进行综合处理，这是控制水污染的积极途径。在污水处理厂建设上，资金筹集困难，建设进度迟缓。现在，建设资金完全靠各地政府包下来，负担很重，必须进行改革。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由排污者出费是改革的正确方向。考虑到污水厂建设费用大，可实行政府扶持、污染者出费的双轨制，交由市场经营。
　　问：农业的面源污染是江河湖泊污染的重要来源。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哪里？
　　答：防治江、河、湖、海水域的面源污染，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新课题。目前，富营养化污染是一个突出问题，滇池是个典型代表，近几年来已投入几十亿元巨资，但成效甚微。面源污染主要来自农田，其次是城市。城市污水可以靠污水处理控制。而来自农田的污染，主要靠科学种田和适度的、合理的施用农药化肥，同时，还要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大面积的水土流失治理。如何把这样的大系统、大工程进行统筹规划，协调开展，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我们看到，学术界对制约经济发展“瓶颈”的研究很重视，并富有成效。水源短缺和污染，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相当突出的“瓶颈”。但是，对此研究很不够。我认为，只有把经济学界宏观政策上的研究，同科技界污染治理技术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找出防治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