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性”与“大部头”的失调 [复制链接]

第6版(文艺评率·读书天地)
专栏：金台文论

　　“史诗性”与“大部头”的失调
　　李运抟
　　关于长篇小说，人们通常有这样两个相互支持的理解：一是长篇小说的最高美学标准是“史诗性”，二是史诗性就意味着作品是个“大部头”，篇幅必然长大。换言之，即“大部头”的艺术形态才适宜表现气势磅礴的史诗品格。大部头适宜表现史诗性，史诗作品应是个大部头，这种“二位一体”的看法不仅相当普遍，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极端定论。
　　这些看法对不对？可以这样说：它们不无道理，但绝非一定如此。
　　不无道理，是因为从长篇小说的创作实践来说，确实有不少作品的确显示了这种“二位一体”的关系。从世界范围的长篇小说发展史看，大部头和史诗性“二位一体”的例子确是不少。若一一枚举，那会是一份很长的名单。
　　绝非一定如此，则是也有众多具有史诗性品格的作品，又并不是那样的大部头。比如我们经常提到的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通常都以为它是最著名也最典型的史诗性大部头。但事实上，《人间喜剧》是不能一揽子概括的。因为它不仅是包括长、中、短篇小说共九十多部的作品汇集，而且里面很多长篇也是相对独立也完全可以独立阅读的文本。如《古物陈列室》、《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即是。而这些作品本身都具有自己独立的史诗品格，《人间喜剧》的史诗性也只是它们的汇总。再比如说，像《红与黑》、《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笑面人》、《悲惨世界》、《斯巴达克斯》和《百年孤独》等这些也都具有雄浑史诗品格的长篇经典，也都并不是很长的大部头。中国古典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也是如此。这说明，史诗性和大部头不是绝对的正比关系。
　　事实上大部头和史诗性的关系相当复杂，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即使从最抽象的意义讲，大部头也决不意味着一定能够表现出史诗性，而能够表现史诗性的作品也完全可以不那么大部头。以为大部头和史诗性必然是“二位一体”的极端观点只会走向荒谬。
　　耐人寻味的是，“史诗大部头”这种“二位一体”的认识和创作现象，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不仅非常明显，而且有些趋向极端，有时已成为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误区。我们不少长篇小说作家似乎有“多卷本情结”。比如像梁斌的《红旗谱》，欧阳山的《一代风流》，姚雪垠的《李自成》，冯德英的“三花”，创作时间就拉得很长，都是从十七年时期写到新时期。而新时期出版的当代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多卷本现象更比比皆是，《金瓯缺》、《曾国藩》、《少年天子》、《康熙大帝》和《偏安恨》等古代历史题材的作品，不仅全是多卷本，而且加起来都是洋洋洒洒百万言。
　　很多长篇小说都写成多卷本，很难说有充分理由。一个相当普遍的事实就是：多卷本现象造成了众所周知的“一部不如一部”的普遍存在。比如《红旗谱》三卷本，第一部《红旗谱》无疑写得最好，第二部《播火记》明显不及首部，到第三部《烽烟图》则就几乎未能产生什么影响。如《一代风流》五卷本，第一部《三家巷》写得最成功，《苦斗》次之，后三卷即《柳暗花明》、《圣地》和《万年春》，在读者中也几乎没什么反响。
　　不是多卷的则又越写越长，有些长得莫名其妙。动辄百万言甚至数百万言。结果又出现了不在少数的“半部现象”。所谓“半部现象”，即上半部或说前面部分明显写得好些，下半部或说后面部分则气力不足。
　　“多卷本”现象、“半部现象”和“越拉越长”现象，自然只会使长篇小说越写越长。这和前面所说“史诗大部头”意识是有明显关系的。对不少内容稀松拉得很长的作品来说，我以为正是一种以为“大部头”就能出“史诗”的误解的表现。从上面列举的不少当代长篇小说可知，一味追求大部头并没有给长篇小说创作的史诗性表现带来多少光彩，而且有的还破坏了史诗品格的美学标准，使“史诗性”变成了语言的堆砌和满是水分的拉杂。
　　长篇小说的表现史诗性或者说获得史诗性，不但不一定要大部头，而且可以是精炼的小部头。而所谓“史诗性”，也应该有多种美学形态。既可以浓墨重彩气势磅礴，也可以精炼简洁温婉平和。如果说文学创作应该充分个性化，应该是创作主体发自心灵的歌唱，那么表现在长篇小说的篇章结构、篇幅大小和史诗意识、美学形态上，也必然是多样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