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痴迷——社科院考古所人物侧记 [复制链接]

第8版(人文社科)
专栏：

　　永远的痴迷
　　——社科院考古所人物侧记
　　本报记者 杨雪梅
　　当大多数的现代人马不停蹄地追赶现代文明时，社科院考古所的几代学人却执著于对古代文明的探索。埋葬着古楼兰遗址的荒漠、西安城下的古长安遗址、震惊中外的殷墟，无不留下了他们孜孜不倦兀兀穷年的身影。八千年实物可考的中国历史、五千年未曾间断的原生文明注定了中国的考古学者走的是一条没有归期的漫漫长路。五十年青丝成了秋霜，但你仍不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然而他们痴情不改。
　　高山景行为世所仰
　　在考古所50华诞的喜庆日子，有一些名字被不同的人反复提及。考古所的老同志至今仍能忆起第一任所长郑振铎赞叹精美文物时的口头禅：“非常之好！好得不得了！惊天动地的！”为了这些“惊天动地”的文物，身兼数职的郑先生足不旋踵，席不暇暖，四处奔波，即使在繁忙的出国访问中，也不忘购进大量最新的考古学期刊资料。梁思永先生，是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先驱。由于身体状况不佳，抗战胜利后一直过着蛰居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复出，为方兴未艾的考古事业贡献力量，惜天不假年，壮志未酬身先死。还有考古所著名的“三老”：徐旭生、郭宝钧、黄文弼。他们均是学贯中西、通晓古今的学者，在田野考古方面又颇有见树。还有诗人兼考古家的陈梦家，致力于历史考古的尹达，为了中国的考古事业他们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当然人们提的最多的还是老所长夏鼐，他从1962年到1982年担任考古所所长达20年，西安半坡遗址、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北京明代定陵等重大的考古发现都是在他的主持或指导下进行的。人们记忆犹新的是他严谨的科学精神。他多次讲，一个好的考古工作者并不是以他挖出多少宝来衡量的，而是要看能不能通过科学的挖掘捕捉到丰富的历史信息；他还说，考古者将遗址的年代“定早了不是本事，定准了才是本事”。至今言犹在耳。
　　众所周知，殷墟的发掘使传说中的商代成为信史，于是许多学者迫切地想进一步把夏朝确认下来，夏鼐却主张在没有考古的证据之前不要妄下断语。他幽默地讲：“中国姓夏的人传说都是夏朝皇族的子孙。我虽然姓夏，也很关心夏文化问题，但是作为一个保守的考古工作者，我认为夏文化的探索，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事实证明即使在20年后的今天，“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天文学家等的共同努力取得许多阶段性成果，但夏文化的面貌依旧期待着在考古学上得到确认。
　　夏鼐当所长时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所规”，多少年一直被大家忠实地遵守着。曾多次跟随夏鼐进行田野考古的安志敏先生已经76岁高龄，他告诉记者，夏所长规定考古所的同志不得将文物带回家去研究，不允许收藏文物，也不允许自己的家属收藏古物，以避瓜田李下之嫌。在夏所长的屋子里，没有你想象的秦砖汉瓦，也没有什么方尊香鼎。君子慎独，考古所的廉洁自律在整个社科院都传为美谈。
　　各领风骚的一代大师们先后驾鹤而去，考古所逝者的名单上每年都在添加新的名字；曾经见证考古所半世纪风雨的老专家王仲殊、安志敏、佟柱臣、张长寿、徐苹芳等也纷纷退居二线，然而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停止，对于考古学的热爱依旧。
　　我们不会忘记，正是通过几代考古学者的努力，人类在中国土地上的活动历史提前了100万年，新石器时代多元文化在中国大地上争妍竞秀的瑰丽图景逐一展开，中国考古在地域上的空白一个个被填补，年代上的缺环一个个被串接。
　　后生可畏华章永续
　　“江山代有才人出”。考古所崭露头角的年轻人不但能在国际论坛上侃侃而谈，还能常年坚持在田野考古的第一线，他们是社科院考古所，也是未来中国考古界的希望所在。
　　考古所所长刘庆柱介绍说，考古所目前的中青年学者占了研究人员的2／3，拥有高级职称的学者中，中青年也占到了2／3，这个比例在全国文博系统是最高的。考古所鼓励年轻人大胆吸收先进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不断创新，为我所用。各抒高见，畅所欲言的宽松学术氛围使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
　　正在伦敦大学读博士的唐际根，是从事殷墟发掘的安阳考古队的队长，在8月1日闭幕的“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国际研讨会上，他刚刚就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变迁与现状作了主题发言，“中国的考古学起点并不低，年轻一代站在前辈的肩膀上，理应看得更远，想得更多，做得更好。”难能可贵的是他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一种考古学理论可以直接照搬到中国的考古实践中，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方法在拿来使用时也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作适当的改进，既不要一味迷信，也不应盲目排斥，中国考古学才能更上层楼。
　　今年36岁的陈星灿博士是考古所比较年轻的研究员，目前已是所长助理，正联合主持着中澳伊洛河下游地区和河南灵宝铸鼎塬聚落考古两个重要的学术项目。陈星灿说，早在20世纪初著名学者王国维就预言“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作为跨世纪的考古工作者，需要掌握的知识太多了，时间总是不够用。有过留学背景，又曾多次出席国际学术会议的他，深感国外学者对于中国考古学认识的肤浅，于是使中国的考古学走向世界、使国外考古书籍中介绍中国的文字由薄薄的几页充实为厚厚的几本成为他和所里的年轻人追求的目标。
　　参加了多次田野考古的年轻博士许宏将自己形容为候鸟，春秋两季总要到自己负责的遗址去工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现代与远古的巨大反差中寻觅祖先散落的足音。“殷墟发掘都70年了，但其蕴藏的宝物，仍远未罄竭，其蕴含的历史信息仍需阐释。”他坦言并不是一开始就喜欢考古，但现在他已经心无旁骛地爱上了考古，“考古的乐趣并不在最终的结果，大到古城址、古陵墓群，小到一件佩饰、一块陶片都传达着先人的信息，你尽可以想象沧海桑田之前的繁华似锦。”
　　赵志军，自费留美10年，去年学成回国。考古所成为他学以致用施展拳脚的舞台。他十分佩服考古所领导在课题设置、人才引进方面的远见卓识。他所在的考古所科技研究中心，汇集了物理、化学、文物保护、环境学、地质学、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等方方面面的人才，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将自然科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实验中心，代表着考古学的方向。一谈起自己的专业，他的话匣子就关不上，他正在将浮选法应用于考古中，通过捕捉遗址中的植物遗存，追溯中国农业的起源及社会结构的变迁。
　　后生足可畏。其实像这样年轻有为的学者在考古所还有很多很多，考古所精彩的华章将由他们续写。
　　从某种意义上讲，考古是在追寻人类的童年，追寻人类文明起源的曙光，于是有了考古所几代人这份令人心动的痴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