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冕中书令” [复制链接]

第7版(人物纪实)
专栏：

　　“无冕中书令”
　　王晓波
　　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美国是一个神秘的地域，所以不少人想尽方法去“潇洒走一回”，了解它的社会状况和人生百态；可是，办了半年签证的杨光治先生只去了两个多月就归来。
　　据我所知，这是他有生以来首次踏足异邦。虽然他曾在名气颇大的花城出版社担任过副总编辑、副社长，而且与海外有相当多的联系，可是从未公费出国。有一年本拟由他去德国参加书展，但他却认为花费外汇太多而拒绝，结果被人讥为“戆居”（广州方言，“傻瓜”之意）。他在退休后自费出国，既然付出了一大笔旅费，为什么又匆匆回来？这令我大感疑惑。于是，在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冒暑驱车六十多公里，到广州拜访他。
　　被大洋彼岸的阳光晒黑了皮肤的他，精力依然充沛、依然健谈。他畅谈了旅游美国东西岸多个地方的感受，对发达的交通设施和完善的环保工作赞叹不已，但对其文学状况却绝不恭维。他的女婿、女儿在加州硅谷的一座小城中工作，冬暖夏凉的气候、繁茂的花木和蓬勃的知识经济给他极好的印象。他大可以在那里悠然过日，而国内退休金照领不误，可是“江山信美非吾土，我的事业在祖国！”因此谢绝了亲友的恳切挽留。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他定然再次成为“戆居”。
　　他的事业是文学，就算是作客美国，也没有放弃文学活动，几次应邀到旧金山参加华文文学界的聚会，花了许多时间翻阅两年来的《华美文学》杂志，并诚挚地提出意见，还认真阅读了当地作家刘荒田的几部著作，写好提要，在研讨会上发言。诗歌是他事业中的事业，他为古典诗歌的普及和新诗的发展付出大量的精力，作出了贡献，在世界华人诗歌界中有很高的声誉，所以在美期间与华裔诗人接触更多；连远在西雅图的非马、加拿大的洛夫也通电致候。
　　对诗歌事业的高度责任感，敏锐、热情和从不见风转舵的品格，使他获得了成就。清除“四人帮”后，很多文学界人士仍心有余悸，他却无所畏惧，1979年7月，即在《随笔》杂志发表《诗园絮语》九则，尖锐批评诗歌创作的假大空现象；1981年秋，又在《文学评论》发表《立意·意境及其他》一文，对一部当时红得发紫的极左诗论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奠定了他在诗歌论坛的地位。
　　1984年春，老诗人艾青书赠“诗永远是生活的牧歌”的条幅给他，这几个字成了他此后论诗的思想指南。针对诗坛的弊端，他提出了“诗应当为当代的中国人而作”的口号，反对为过去的人、未来的人（所谓“子孙后代”）、洋人而作。他放眼搜索海内外诗坛，积极寻找“样板”，1986年12月率先在《羊城晚报》评价台湾女诗人席慕蓉的“纯情”作品，并编发她的《七里香》等三本诗集，印行近二百万册，引发了空前的“席慕蓉热”。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虽然一条海峡将它与大陆隔开，然而隔不断岛上诗人的沉重乡思。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校官的洛夫也迸发出“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大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边界望乡》）的吟唱。它打动了杨先生的心弦，在深入研究了这位“诗魔”的作品后，于1989年5月编发了《诗魔之歌》，并撰写了《鲜活·奇异·准确》一文，对他的诗歌艺术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将两岸的诗艺交流推向更高的层次。
　　这些年，杨先生共写了近四百万字的诗评，为一百二十多位海内外诗人的诗集作序，一批年青诗人在他的帮助下破土而出。他在退休前的最后一“炮”打得很响，所编选的《过目难忘·诗歌》一年内连印三次，创造了近年同类图书的销售纪录。我正想请他谈一下编选心得，却有人送来《岭南诗歌报》的大样请他审阅。这份对开诗报兼容新旧体作品，每月出版一期，他担任主编兼组新诗稿，每月“工资”仅是区区的一百五十元，但他从不计较。著名诗人贺敬之在十多年前书赠他的条幅写道：“小楼无冕中书令，管领林园万姓花”，这是对他工作的肯定。如今这位“无冕中书令”虽已年过花甲，但显然仍未“下台”。为了不妨碍他的“管领”工作，我只好告辞。
　　握手作别时，我才发现他书房门侧挂着一副由流沙河书赠的条幅翻刻的对联“养浩然气／读痛快诗”。他叹息说：“遗憾的是很难读到痛快诗。”我深有同感，心想：“正因此，‘林园’更需要你这样的‘中书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