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闷的“旅行”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小品文

苦闷的“旅行”
黄铁
年青人是喜欢旅行的。可是，假使有人不是出自自愿，而是被迫由这里“旅行”到那里，又从那里“旅行”到这里，那么，他就会感到不愉快了。
有几位青年，就曾做过这种被迫的不愉快的“旅行”。他们是天津南开大学化学系矿物分析专修科一九五四年暑期的毕业生。他们和别的毕业生一样，在毕业的时候，满怀着信心和希望，准备走向生活，走向祖国最需要的岗位。可是，他们在“走向”的途中，却发现迎接他们的不是什么祖国最需要的岗位，而是不负责任的公文调令。
有一位叫做谭洪照的毕业生，他按照分配机关的决定，是要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去当助教的。他坐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火车。他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到才好。到了哈尔滨，到了学校之后，他就被热情地接待到宿舍里住下了。可是一住就是十多天，没有人来找他谈工作。眼看就要开学了，谭洪照再也沉不住气，就亲自跑到学校人事处去询问。这一下，他才恍然大悟地弄清楚为什么学校把自己搁在一边不闻不问，原来这里没有化工系，也根本不需要他那样的人材。谭洪照很着急，不住口地问：“那我怎么办呢？”人事处的同志慢吞吞地说：“没关系，把你调到大连工学院去，你愿意吗？”
哪儿工作都是一样，有什么愿意不愿意呢！谭洪照拿着介绍信就奔向大连。他实在不愿意拿着人民的钱，浪费着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作这么一次无谓的“旅行”。可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如果说，谭洪照只是从哈尔滨到大连，他的同学忻佩绅和宋玉玲就“旅行”得更远了。人们常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他们却幸运得很，高等教育部的一纸公文，就给了他们在短短时期内兜了一个来回的方便。去年九月里，忻佩绅和宋玉玲带着介绍信坐长江轮船西上，向他们的工作岗位——成都四川大学工学院（即现在的成都工学院）进发。虽然沿途的水光山色是如此媚人，他们却无心欣赏。因为当他们从“一九五四年暑期高等学校招生升学指导”一书中，发现成都工学院没有与他们业务相近的化工系，也没有他们所熟悉的矿物分析等课程时，他们就开始惴惴不安了。照理说，这是有点近乎“杞忧”。难道负责分配工作的部门，竟这样不了解情况，会让他们作一次徒劳往返的“旅行”么？可是，事情就这么巧，他们的忧虑竟成了事实。他们到了成都工学院，和教务长一谈，果然没有适合自己做的工作。而且，成都工学院在他们来到之前，已经给高等教育部写了报告，说他们并不需要矿物分析专业的毕业生，请求另换两位；但是，高等教育部并没有加以考虑。这样，这两个来自远方的年青人也不得不像谭洪照那样，成天待在宿舍里“休息”了。就在此时，高等教育部从北京发来了“急件”，里面写道：有一个学校急需化学系毕业的助教，希望成都工学院将分配去的有关助教转派到那里去“支援”一下。是哪一个学校呢？无巧不成书，原来正是刚送走了谭洪照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据说，分配毕业生的方案，是高等教育部根据各地各部门所需各类毕业生情况制订的。高等教育部大约并不知道谭洪照刚从哈尔滨工业大学调走，也不知道成都工学院的两位助教，就是谭洪照的同班同学，是刚被分派来的。不然，为什么要让人往返折腾呢？这一切似乎是无法解释的。不过，既是高等教育部来函调动，他们不得不重整行装，再作一次“旅行”，穿过大半个中国，到哈尔滨去。
“旅行”得最苦恼的是杜静贞、王聘珍、安绍宣和赵幼航。他们漫无目的地在我们的广阔的国土上“旅行”来，“旅行”去，半年快过去了，却还没有找到一个肯定的工作岗位。按照原订的方案，他们应该在中央燃料工业部中心实验室工作。他们按照学校毕业生分配委员会指明的地点去找这个“中心实验室”，几乎跑遍了北京城，却始终找不到这个实验室的踪影。就像童话里所写的，他们在路上偶然碰到了中央燃料工业部电业管理总局的一位不相识的同志，这位好心人告诉他们，这个什么实验室可能和石油管理总局有关，不妨去打听打听。杜静贞就跑到石油管理总局去问。石油管理总局已经下班了，好容易找到计划科一位唐同志，他在一叠材料中翻了半天，在新调来干部的名单中，居然发现应该有南开大学的四个毕业生。
这简直是个戏剧性的奇迹。他们就像做梦似的，随着唐同志到招待所住下了。一路上他们热心地打听中央燃料工业部中心实验室的情况，唐同志却搔着头皮说，中央燃料工业部根本没有什么“中心实验室”。难道这“中心实验室”竟像海市蜃楼一样，仅仅是个幻象吗？不是的，“中心实验室”确实有，不过它不是中央燃料工业部的，而是它的下属机关石油管理总局正在筹备设立的。只是在向负责分配高等学校毕业生工作的机关要人时，不知怎的，竟然少了“石油管理总局”几个字，成了“中央燃料工业部中心实验室”了。无怪这四位青年学生“周游”了北京城，也找不到这个“中心实验室”了。
现在他们总算住到石油管理总局的招待所里来了。在这里，有人每天发给他们每人一万元的生活费，还告诉他们，要他们“安心”地等着分配工作。起初，他们确是“安心”地等着的；但等了一个星期，等了两个星期，等了一个月，他们再也不能安下心来等了。他们跑到燃料工业部人事部门去问，得到的回答是：“你们既然是属于石油管理总局的，就应该与该局人事科联系，一下子跑到我们这儿来，不太好。”既然“不太好”，他们只好又回到招待所去继续等着。终于，石油管理总局经过一个多月的缜密思考，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让他们先上大连的石油研究所实习，以后再根据实习情况分配工作。
如果说这种苦闷的“等”和“旅行”的生活到大连就宣告结束，那也罢了。但事情不这么简单：到了大连，石油研究所向他们要实习计划，他们茫然不知所答，只好又写信向石油管理总局要实习计划，这一来，他们又得等着。等到最后，不但计划等不来，连工资也等不来了。他们连发五、六封信，都似石沉大海，最后不得不拍出电报告急。终于，回音姗姗地来到了，这个回音是给他们的“旅行”添上了新的箭头——调到西安地质局去。详细情形，要他们和西安地质局直接接头。可是西安地质局的情况究竟如何，他们既不能未卜先知，又不能派专使前去询问，在整装待发的前夕，他们实在禁不住担忧起来。
人们也许会问：难道我们这么多机关学校，真的不需要这些搞矿物分析的学生，不需要这方面的人材吗？当然不是。他们这一班学生，就是由于地质部的需要特别培养的。祖国花了多少人力、财力和物力，把他们培养出来，而他们也确是祖国需要的建设人材。可是他们却被推来推去，四处奔走，甚至离开学校已经半年多了，还没有固定的工作岗位。这难道不是人力的很大浪费吗？事先不确切地了解各地、各机关的需要情况，只凭主观想法来分配毕业生工作的机关，能推掉这个责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