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在蓝天铸长城——记空军某研究所飞机研究室的科研人员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志在蓝天铸长城
　　——记空军某研究所飞机研究室的科研人员
　　新华社记者 孙茂庆 徐壮志 新华社通讯员 郭凯 本报记者 李成华
　　1999年，一种新型高性能歼击轰炸机亮相中国长空，结束了我国没有歼轰机的时代。近半个世纪来，从歼五到歼八，从强五到直九……一架架新型飞机带着华夏儿女的强国强军梦，在蓝天上翱翔……
　　新型战机带着突破与希冀飞上长空。而在空军某研究所飞机研究室的科研人员看来，它还不过是个新生婴儿。它在成长为一型驰骋蓝天守卫共和国领空的战机之前，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作为我军飞机加改装和维修研究的飞机研究室，大到一型战机的整机改进改型，小到与飞行员性命攸关的坐椅弹射救生系统，都是他们的研究课题。从最早的歼五到最新的FBC—1，数十型战机从初上蓝天的新型战机到一步步成长为守卫神州长空的善战雄鹰，其间充满了令人心震神撼、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一）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张福泽都是中国飞机定寿界的先行者。然而，34年前春节前的一天，当张福泽匆匆迈进上海空军飞机修理厂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迈入了一个将为我国贡献数千架战机并把中国最高学术头衔——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桂冠戴在他头上的领域。
　　那年，空军的大部分歼击战机——1000架米格—15战机已经达到了厂方交货时限定的1700小时使用寿命。
　　它们还能继续保卫祖国的领空吗？军委、空军领导十分焦急。
　　给飞机制定使用寿命对中国航空界是一个崭新的课题。要定寿就要通过疲劳试验——一种把飞机置于真实飞行的受力情况下测定其使用寿命的方法。发达国家给飞机定寿一般采用整架飞机疲劳试验的办法。我国没有这种设备。如何为由数千种精密零件构成的战斗机进行疲劳试验，应该给哪个部件做试验，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就自己设计、论证；没有飞机飞行中各部位成千上万个受力数据，他们就到部队去一个个实测；没有合适的机身大梁和机翼大梁，他们就去报废的飞机上拆……
　　10年后的一天，试验用的机翼大梁“咯”的一声断裂——这标志着每架米格战机的寿命都比给定的寿命多出2000小时。飞机研究室在这艰苦而不寻常的10年里，向祖国献出了1000架战斗机。
　　目前，我国空、海军装备的国产17个机型数千架飞机，在张福泽和军内外同行的共同努力下，都有了科学的寿命指标。空军权威部门说，这一工作解决了国家40余年未能解决的测定几千架飞机使用寿命的大难题，提高了飞行安全，节约经费数十亿元。
　　“魔振”是直升机空中振动故障，经常突然出现又神秘消失。轻微时，飞机会像“筛糠”一样颠簸；强烈时，飞机会像惊马一样在空中乱窜，甚至会导致飞机空中解体。为了解决这个困扰国际航空界的难题，游中校登上已停飞数年的直升机，冒着生命危险在空中记录飞机的各种基础数据。年轻的直升机专家忻志明主动请缨，四处奔波搜集资料，通过老式计算机两个月昼夜不停地计算，建立起直升机数学模型。
　　凛凛寒风中，研究人员们几乎24小时守在露天的试验场，抽着凉气一组组地测试数据。1天……10天……当计算机屏幕上显示的直升机飞行曲线突然大幅上下摆动起来时，游中校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叫：“魔振”——这个来无踪去无影的神秘之物现形了！
　　1988年8月，忻志明在第十六届国际航空科学大会上宣读了他撰写的关于“魔振”的论文。这是我国直升机专业首次有人登上国际航空航天领域的最高学术讲坛。
　　（二）
　　1958年8月，北京市南郊的一个简陋的营院里，一批来自清华、哈军工、北航、西工大等名校的优秀毕业生汇聚一堂，空军某研究所飞机研究室自此诞生。这是一个军方的飞机研究机构，担负着现役航空装备的改进、改型及使用维护研究。
　　42年来，为了使祖国的每一型战机有更强的战斗力和更高的安全性，在航空工业极端落后的中国，他们筚路蓝缕，潜心研究，取得了一个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研成果：1966年，在歼六飞机上成功加装PL—2导弹，中国战机从此具备了导弹空战能力；1976年，首次将杜四飞机成功改装为电子干扰机，这是中国首次拥有电子干扰机；1992年，成功研制出具有现代水平的某型侦察机……
　　全军科研史上鲜为人知的70余项第一，记载着研究者们无数次突破的艰辛和登攀的惊险。
　　赵大年要征服的是大自然最后也是最磅礴的堡垒：由喜马拉雅山、横断山、喀喇昆仑山、唐古拉山等四座巍巍雄山托举起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作为一种重要的作战、救援手段，直升机诞生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尚未征服这个高度禁区——在这个含氧量只有海平面一半的地方，任何以氧气作为助燃力的机器都会像人一样发生高原反应，功率减少40％。
　　我们国家最需要直升机的地方在高原。但是，当时我国唯一能生产的直五，其飞行上限只有3000米。
　　困难挡不住他们飞越雪域高原的决心。经过千百次的论证和改进，克服技术难关，从海拔1700米的榆中机场到4200米的鄂拉山，从格尔木到沱沱河，他们战霜雪，砺风沙，吃着80摄氏度的开水不能煮熟的饭，忍受着高原反应的痛苦，把直升机的航线一点点地牵向汽车都难以行驶的高原。
　　一次次的惊险起飞，一次次的死亡跨越。1976年5月1日，当直升机以5800米的高度飞越唐古拉山口，风尘仆仆飞抵拉萨上空时，各族群众用最热情的方式欢迎了这架首次飞越唐古拉的直升机，十世班禅亲自把洁白的哈达披在了他们沾满风尘的肩上……
　　从60年代到90年代，温清澄、赵大年、游中校、罗乖林……一代代飞机研究室的科研人员，用同样写满艰难的青春在青藏高原上为不同的飞机拓展航迹。目前，中国空军现役的歼击机、强击机、运输机已全部实现了“世界最高水平”的高原跨越。
　　1984年，中国自行设计生产的第一种歼击机——歼八面世。然而，由于火控、雷达系统存在的先天不足，飞机没有机载雷达，也不能加挂导弹，被部队和航空界戏称为“和平鸽”。接到改装命令，彭志焕拄着双拐、带着药罐来了。这个党的十四大代表、60年代毕业于哈军工的女专家，再一次主动挑起了重担。
　　加装的部件多、重量大，带来的不仅是机舱空间紧张，更有看不见的电磁兼容、雷达通风、增压等一系列前所未有技术难题。忍受着肾炎、神经衰弱和肠胃功能紊乱的折磨，拖着骨折初愈的病腿，彭志焕3年中走南闯北，在机场、航空工厂和研究所间协调、测量、计算。1993年，飞机改装完毕。总参谋部鉴定认为，战机的战斗力较改装前提高了80％，我军又一种新型战机诞生了。
　　（三）
　　为了祖国的蓝天长城，这个研究室的科研人员付出了很多，但让他们欣慰的是，在他们和全国飞机研制者的数十年的不懈努力下，共和国数千架战机的作战性能正在得到迅速有效的提高。
　　1988年，当年轻的罗乖林迈入飞机研究室时，首先感受到的不是研究室百余项科研大奖和人才济济的压力，而是我国航空装备和科研手段急需改进的现状。对工作的艰难，他是有充分估计的，但是现实仍比他预计的要困难得多。“也许这就是我要做的”，这名西工大的研究生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工作设想，半年后，一套可在几分钟内准确计算出飞机飞行性能的工程计算程序诞生了，这个程序把整个空气动力小组从繁琐的手工计算中解放了出来。
　　紧接着，中国空、海军现役的所有飞机的数据库建立起来了，先进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工作站建成了，全室局域网建立起来了，飞机系统实验室也在紧张的筹建之中……10年后，他已经成了率领着全室近40个尖端研究人才的主任了。
　　在全国飞机研究领域，这个仅有数十人的飞机研究室越来越受到重视。电子干扰机、侦察机、各种试验机等特种飞机设计改装11种，25项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为国家节约装备购置费等费用近40亿元。院士1人、国家级中青年专家2人、全军首批科技干部重奖获得者2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5人……济济的人才和成绩却让罗乖林更加了一份警觉的清醒：从俄罗斯的红旗研究院到美国的兰利空军试验中心，他在比较着，思考着……
　　从喊声震天的旷野演兵场到静静的信息、网络战役中心，人民解放军正在加快实现向现代化的跨越。在空中力量日益成为战场主宰的今天，罗乖林和他的飞机研究人正在用手中高科技的理论与技术打磨未来空战神剑。
　　呼啸苍穹的我军战机。
　　王维忠摄（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