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学的回眸与眺望 [复制链接]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豫军”在世纪之交的文坛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河南这块大地上生长的文学丛林在整个中国文坛构成了相当壮丽的景观，同时也对整个文坛的生存状态具有深远的解释、启示意义。我们在世纪之交来进行———
　　中原文学的回眸与眺望
　　江胡 木耳
　　世纪之交，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引起了全国文坛的关注：一批河南本土作家和近年移居到外地的豫籍作家，创作出了一系列令人刮目相看的长篇小说，如李佩甫的《城市白皮书》、周大新的《第二十幕》、田中禾的《匪首》、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张宇的《疼痛与抚摸》、阎连科的《日光流年》、二月河的“清帝系列”长篇小说等等，都在读者和批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豫籍作家的这些创作成就，用孙荪的话讲，一是罕见，二是令人振奋，三是逼人思考。多家新闻媒体在谈到这一现象时，都与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川军、湘军、陕军相比照，称之为豫军的“中原突破”，并且规模更大，层次更深。不久前，河南省文学院在新乡小冀镇温泉度假村召开了文学豫军长篇小说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陕西、海南、河南等地的作家、评论家和学者聚集在一起，对这一文学现象以及相关话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探讨。
　　一、世界格局中的地域文学
　　进入九十年代，河南作家的艺术视野由相对单纯，走向了复杂和广阔，写作空间不断拓宽。与八十年代相比，这批作家不再仅仅局限于农家庭院、乡场村落以及眼前未经检视的现实场景，而是日益逼近更广阔的世界，演绎更复杂的历史场景，叙述丰富的精神世界和人生内容。作家在艺术上力求创新，形成了个体创作的独具特色和群体创作的多样化特征。
　　何振邦说，文学豫军的特色就在于深厚扎实的生活功底、强烈的文化意识以及对文体的自觉探索。他们能够自觉地从文化层面上关注人的生存困境，这就使得他们的作品在日益浮躁的文坛上，显得愈加深厚凝重和大气。
　　李星也认为，文学问题不是一个纯技术的问题，也是精神问题、灵魂问题、生命问题和现实问题。文学与一个地域的历史和现状应该有一种精神上的对应关系。在河南这块土地上，既有着狂欢也有着苦难，演绎着荒谬，发生着传奇。在河南作家的作品中，可以读到绝望中的挣扎与呐喊、读到生存的坚韧。河南作家是在苦难中追求，在艰难中突围，在尴尬中选择，于不可能中探索一条新的道路，因此他们的作品也就显得丰厚和凝重。
　　田中禾、柳建伟等认为，中原之地“聚气”，中原性格“存气”，是作家创作心态的宁静和对艺术的执著追求，促成了这次文学高潮。文化传统深厚、从中外文学广泛吸取营养，也为河南作家提供了一定的优势。
　　王鸿生认为，回到出生地，重写乡土中国，是中原突破的一大特征。孙荪说，豫军的长篇创作，令人想起三个主题词：根、生长、天空。田中禾在对豫军和拉美作家的创作进行了一番比较之后，提出了这样一种想法：拉美作家的许多作品，勾起了我们许多童年经验，我们的作品是否能勾起其他民族的生活经验？
　　葛红兵在谈到阎连科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时指出，这是一部真正的先锋小说，他提到豫军不是地域和籍贯概念，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文化概念。人们在谈到文学豫军创造的这一文化景象时，很自然地把它和世界格局下的地域文学的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
　　张闳就认为，河南作家不一定要在“中原”这一特定概念上作茧自缚，因为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是渗透在个人气质、风格、语言等层面上的。如果我们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那我们还应该关注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命题，即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李陀也认为，世界格局中的地域文学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河南作家的创作实践，为此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批评文本。
　　二、“第三种写作”
　　在这次研讨会上，有一个概念经常被人提到，那就是“第三种写作”。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尚不十分清晰，论者的理解也各有不同。
　　孙荪谈道，中国的小说创作到九十年代存在着两极趋向。一种是适应简单直接的政治需要优先于读者需要，其思想和艺术都没有根本变化；另一种则是唯新是举的先锋写作，即以终极关怀为旗帜的思想反叛，以技术创新为特征的艺术颠覆，不考虑大众读者，自觉以少数读者为对象的个人化才子写作。而河南作家的创作走的则是一条独特的路子，即保证内容的厚重和容量，有选择地、有限度地进行艺术创新以适应并适度提升当代读者的方式走向市场。
　　田中禾所理解的写作两极略有差异：一是仍然停留甚至力图回到八十年代前期的水平；一是力图把神圣的东西消解掉，把一切东西琐碎化，从而失却精神力量。他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说，河南作家实际上是在抽象与写实之间选择，在现实与幻想、心灵与世俗之间融合，并最终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王富仁则是从另一个视角加以阐述。他说，新时期以后产生了精英文化与才情文化两种文化话语，小说由此也产生了两种叙事方式。前者多表现为向西方现代派靠拢，用批评话语代替创作话语，其产生的多是西方大师的副本，脱离了自身的生命体验，最终和读者发生了矛盾。由此产生的转型是九十年代才情文化的兴起。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向内部回潜，在经济的羊水中滋养自己的生命，以一种平凡的、本能的“活着”意识，拒绝承担社会的角色。从河南作家的作品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不同于上述两者的强烈的生命体验，他们以一种新的叙述方式，给人以新的感受，提供一种新的范例，既离开西方范本，回归自己，又离开自我，来展望独异的世界，感受外界，也感受到自己生存的危机，由此产生了第三种文化和写作。
　　李洱在谈到豫籍山西作家蒋韵的长篇小说《栎树的囚徒》时说，现代小说其实不能作单一的划分，现代人的生存经验极为复杂，所吸取的文学营养成份也同样复杂，作家的写作其实是对综合能力的考验。所谓的代际的划分，所谓才情写作与生命写作的划分，个人化写作与别的什么写作的划分，都可能忽视一部作品整体上的丰富性。
　　虽然理解尚有分歧，但从上面的叙述中还是大致可以看出，诸多与会者都力图在书写社会历史和个人心灵之间作出新的探索。
　　三、文学观念问题
　　由于这批长篇小说都出现在九十年代，所以人们很自然地由此提到了九十年代的文学观念。
　　这一观念首先由李陀提出，随后引起了广泛争论。李陀首先肯定了河南作家严谨的创作态度，以及长篇创作的成就，但也对部分作家的创作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在有些豫籍作家身上，许多文学观念基本上是八十年代的，还在写作“史诗性”的大部头，而没有注意到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以及文学环境的变化。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得文学商品化的速度变得非常快捷，忽视这一点，对作家来说无疑是自杀。当然，李陀强调，这并不意味着要让作家一味地迎合“商业化”，而是说，严肃文学应该采取一定的对策，首先是文学观念的调整，其次是写作技巧的调整，比如可以研究毛姆、艾柯、格林、迪伦马特等人的成功范例。他说，许多中国作家的写作缺少对生活的批评能力。
　　他的观点受到了田中禾以及张生的质疑。田中禾和张生都认为有一种更为恒久的文学，田中禾认为，以文学功能的精神力量抗拒物化，坚守人类的精神家园，正是一个作家的神圣天职，这个观念在任何时代都不会变化。蒋韵在谈到另一位豫籍作家成一的小说《游戏》时也提到，总有什么是不能被解构掉的，是不会变化的，那就是写作者对人、对生命的同情、悲悯和善意的爱。
　　刘思谦从另一个角度提起了文学观念问题，即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她在谈到张宇的长篇小说《疼痛与抚摸》时说，从豫籍作家的小说中，可以感受到强大的男权文化的传统。她认为这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此次研讨会气氛之热烈，态度之认真，实为少见，让人感到欣喜。研讨对象虽然是豫籍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但它所涉及的空间却更为广阔，由此衍生的诸多相关话题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具有参考价值。在取得了备受瞩目的成就之后，豫军的创作也必将面临一个“再突破”的问题。人们有理由对他们在新世纪的创作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