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小说留给新世纪的思考 [复制链接]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一九九九，小说留给新世纪的思考
　　张学昕
　　迎着新世纪的曙光，小说创作在1999年即将走完它漫长的世纪旅程。虽然，一年来的小说创作实绩所呈现出的文学景象还难以为二十世纪或九十年代的小说作结，但是，它所表现出的总体态势，审美品格的嬗变和追求，特别是小说家及批评家为摆脱往日的浮躁所进行的努力，充分表明小说这一文学存在，在当前文学、社会生活“众语喧哗”的文化背景下依然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和魅力。
　　“准备经典”我们时代的文学总是期待有“大师”和“经典”的出现，这也许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面对西方文学的状况，小说家维吉尼亚·伍尔芙曾这样严格地描述：看起来，当代作家干脆放弃写杰作的希望倒是明智。他们写作的小说还并不算书，只是一些练习本；时间老人像老练的教师，会指出其中的墨渍、涂改，保存下来留给后来的学生。未来的杰作就是在现在这些练习本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我们当代的作家们是否已经放弃了写作经典的愿望和追求？抑或正在孜孜不倦、心态平和地在自己的练习册上书写着未来可能成为经典的华章？那么，1999年的小说界贡献出多少极富文学审美创造性的经典候选作品呢？周梅森的《中国制造》触及当代现实生活的敏感问题，而且着力表现时代生活的浩然之气、阳刚正气；小说界“三驾马车”何申、谈歌、关仁山同时推出以全新视角描绘九十年代农村生活的《多彩的乡村》、演绎燕赵大地百年历史慷慨悲壮的《家园笔记》、展示海港建设风云的《风暴潮》。作家们仍一如既往地以各自的审美专长沉醉地投入拥抱新世纪的表达。谁是我们这个世纪的大师，谁的写作会成为二十世纪的文学经典，只有二十一世纪的时间老人才会说清楚。
　　文体实验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小说就进入了一个艺术形式的探索时期。而1999年开始，众多的文学杂志纷纷开辟专栏，为小说作家提供小说文体的实验场地。《作家》设“文学实验室”，《大家》的“凸凹文本”继续倡导“跨文体写作”，《花城》的“实验文本”、《十月》的“小说新干线”与《莽原》、《山花》等刊物一道，构成南北呼应之势，表现出小说文体探索的积极姿态。这些文本的总体特征是，他们以各自不同的写作方式把小说引入到超越性的想象时空，小说的文体与其他文体产生文化性错置，在物质与精神双重现实的交融中寻找着机智的表达。这种实验文本有的显然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范畴。王干对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种实验已有别于先锋文学，先锋的概念往往是针对某种视作传统的文学而言的，而实验的文学更多的是停留在文体的层次，文体是一种可以生长、可以观察、可以调配的语言资源，它的实验是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下进行的。可以说，文体的单调和思想的贫乏几乎是同义语，而丰富的思想和复杂的感情往往会撑破文体的局限。在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文体的自由度自然不会受到限制。
　　城市小说和“文学异类”陈晓明将“晚生代”、“新生代”、“70年代作家群”统称为“异类”；另有论者则把他们归纳为“文学新人类”。这个文学群落的小说几乎都以现代都市生活为叙述背景，这些作家自身与城市生活密切相关，与“乡土中国”在精神联系上有着巨大的“断裂”。中国社会走向城市化已成为当代现实，对城市的幻想和冒险，对城市时尚生活和流行文化的浪漫而实际的追逐，在忙乱与无序中体验生存的感觉，找寻精神家园的苦痛和感性奇观，构成了这个写作群体的小说主题。这种在城市空间展开的社会的现代文化景观，也构成了他们小说叙事的全部依据，或许，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城市小说。对这样一个行进中变异的文学“异类”我们尚难以给他们定位。对于小说中思想含量的稀薄和新鲜动人激情的缺乏，更加前卫的现代意识，私人性话语的膨胀，有可能成为二十一世纪文学值得研究关注的一个突出问题。雷达预言：“城市化的大趋势将使城市文学成为中心话题，二十世纪小说以农村题材为主导和以农业文明的价值取向为主导的情形将会结束，而城市文学在二十一世纪占绝对优势不会有什么疑问。”
　　“自由撰稿人”1998年至1999年这两年间，文坛上比较活跃的一批作家被称为“自由撰稿人”。他们选择写作是为自己选择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存姿态。作家将写作和谋生视为孪生兄弟，写作成为主要谋生手段，这样，创作过程中自然难以消除功利对于写作的困扰。有人担忧，在商品经济时代，以写作为谋生手段，很难保证文学这一精神产品的高质量高层次要求；另一方面，这些既不同于兼职作家又不同于专业、合同制作家的“自由撰稿人”，写作成为个人的行为选择，在写作过程中往往贯穿着叙述的兴奋和真诚，对生活语言的职业性敏感，这使小说成为更独特的文学表达。
　　“个人化叙事”到九十年代末，“个人化写作”、“私人化写作”成为小说写作范式嬗变中一个重要问题。小说叙事开始不再采取俯视的叙述角度，不再居高临下地俯瞰大千世界和芸芸众生，指点社会人生，每一个“叙事者”都是一个“个体言说者”，是一个“个人”，与其他无数“个人”一样，是一个独立的表达自己感受和体验的“言说者”。这使小说叙述表达出某种独特性，他们认为个性是文学表达的生长点。这种富于“个人性”的写作在1999年仍是以女作家的写作为代表。小说采取的叙述方式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所表现的内容大多是女性个体成长的心理历程，生命个体在社会、家庭、婚姻中的种种体验和感受，而且，小说在主题意象、结构、语言上具有片断性、“零散化”特征。个人化写作是逼近个人经验的写作，是呈现个人生活真实的有别于宏大叙事的写作，但同时也应是与社会、历史、时代协调得比较好的写作。
　　影响写作的小说选本作家的写作永远伴随着阅读，阅读往往会影响或改变作家的写作和叙述。1999年夏，四位小说作家余华、苏童、王朔、莫言联手推出了各自编选的“影响我的十部短篇小说”。他们遴选的作品大都出自被称为“大师”级的现代小说家之手，从契诃夫、川端康成、卡夫卡，到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福克纳，从乔伊斯、霍桑到鲁迅，堪称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的经典佳构。余华说：“我对那些伟大作品的每一次阅读，都会被它带走。我就像是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余华感到，正是这种真正的阅读使他懂得了小说叙述的方法和力量。苏童说，他在对这些经典文本的阅读体悟中获得了对小说元素和小说观的认识。
　　几位作家毫不掩饰自己所接受的文学影响，自己怎样在“大师”的牵引下走上文学神圣的殿堂，以及他们在文学感觉、心灵创造上相互的契合。在我们看来，小说家们太诚挚了，似乎是在泄露自己写作的某种天机，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他们的作品在下个世纪成为同样经典的可能。
　　世纪之交的顾盼和迎候心理，造成当代作家的写作以现实为坐标的回眸姿态与前瞻意识，这必然为创作提供宏阔的视野和想象空间。百年中国小说，无论是光荣还是遗憾，都已成为昨日的沧桑和明日的期待。小说的叙事，应是以宽广的胸怀用极富包容性的文体说出一个时代复杂性的深度叙事，并以此表达我们民族的心理、情感、特定意识和独有的生活，基于传统和文化的深层心理，小说的叙事，还应是有思想感召力、饱含社会生活实践和个体生命体验双重感悟的智慧的叙事，是既有作家内在心灵的感动又有现实情感担当和人文关怀的哲性诗学。我们的小说，怎样才能以闪烁着汉语光芒的主体投入参与时代文学的伟大创造并照耀未来呢？无疑，1999年的努力必将成为2000年厚实的积累和进一步发展的准备。
　　二十一世纪，我们的时代在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