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社会科学的实验基地——中国社科院与长治市共建“知识工程” [复制链接]

第5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开辟社会科学的实验基地
　　——中国社科院与长治市共建“知识工程”
　　本报记者 祝华新
　　1月14日，山西长治市委书记阎爱英一行来到北京，特意下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旁边的一座宾馆里。陈佳贵副院长闻讯，率该院一批专家、学者前来探望。他们是常来常往的老朋友。在首都高级科研机构和太行之巅的长治之间铺设了一条不寻常的热线，这就是双方共建的“知识工程”。
　　长治，老劳模李顺达的故乡，“红旗渠”的源头，吃苦耐劳是传统，手上老茧是遗传。80年代初，长治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全国水平高出25％，近年来却反而落后了25％。原因何在？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刘吉注意到一个现象，每逢春节，北京到长治的火车很少拥挤，表明长治人外出务工的人不多。
　　长治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提出了到2010年建成全国中等强市的超常规发展目标。他们的着力点不是从省内外的科学院、农科院引进一项技术、上马一个项目，以短平快的方式获取经济效益，而是首先考虑冲刷落后的观念意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聆听到中国社科院一些专家的报告，深受启发，决定向该院求助，成建制地引进“外脑”。
　　说是偶然，其实也有必然。中国社科院建立之日正是改革开放起步之时，学者的现实关怀和实践品格由来已久。真理标准讨论、包产到户、经济特区……这些震撼历史的事件背后都曾有社科院专家的殚精竭虑、奔走呼号。自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兼任社科院院长后，更加大了学术研究介入改革进程和现代化建设的力度。社科院过去参与设计过深圳、海南、重庆等地的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方案，但多学科、长时间地跟踪研究、解剖一个地区改革与发展的多方面问题，在中外社会科学史上都是别开生面的创举。双方一拍即合。
　　1998年11月28日，“知识工程”在长治正式启动。社科院一些理论造诣和实践经验兼备的学者组成专家团，陈佳贵副院长兼任团长，刘吉为首席顾问。院内外110位学者参加过这项工作，其中30多位是研究员、教授。挑大梁的是工业经济所副所长金碚、农村发展所副所长韩俊，两位都是风头正劲的学界实力派人物。学者们几下长治，遍访城乡，搜集到大量第一手的资料。专家团办公室副主任黄检良自豪地说：“在我们的电脑里，长治市情数据库可能比当地任何一个部门掌握的材料都更为完备！”回到北京，专家们在清理出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后，设计出一整套政策和制度，这就是在长治市设立“创新试验区”的操作方案。试验区不仅应具备“七通一平”等硬件，更需要政府效率、金融、法律、财务、信息服务等软环境。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才能克服偏僻山区的种种不利因素，形成吸引投资、技术和人才的小气候。
　　长治人对北京来的专家又是佩服又有点陌生。去年专家团精心设计的招商引资项目调查表，发放3000份，才回收了一两百份。调查问卷在大城市是家常便饭，不少长治人却难以适应。今年，专家团打算重点帮助长治国有企业重组改造，对中小企业鼓励兼并、购买、托管。然而，长治一些干部、职工也心存种种疑虑。但无论如何，长治盆地已经“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北京专家的讲座会场常常爆满，一票难求。财贸所博士荆林波的市场营销讲了3天，厂长、经理们还不过瘾，强烈要求再延期1天与大家座谈。社科院帮助长治开办的经济法和农业经济管理两个研究生课程班，到2001年将有近200名市县乡三级干部和企业管理者学成毕业，成为支撑未来长治经济起飞的栋梁之材。
　　社科院投入这么多的人力和精力来过问一个地区的事务，是不是降低了科研层次？陈佳贵副院长一再强调：“知识工程”对于长治来说是一个知识吸收、知识更新的过程，而对于中国社科院则是一个知识实践、知识转化的过程。学者、专家如果不能在改革实践中检验、完善和发展自己的理论，那么新知就会成为旧知。特别是考虑到长治具有中西部地区的典型特征，为社科院的跨世纪课题“中西部发展问题研究”提供了一块“试验田”。去年7月，社科院就曾以长治为案例，举行加快中西部发展大型研讨会。
　　科学技术的推广，可以转化成生产力；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应用技术的推广，产出的是思想、政策、制度和方法，可以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大幅度解放生产力。千万别小看了社科学者，在他们平静的外表背后常常携带着思想的惊雷，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将极大地刷新一个地区、一个行业、乃至一个国家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