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的卡翁达 [复制链接]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现场采访

　　退休后的卡翁达
　　本报驻南非记者李新烽 文／摄影
　　卧室的门徐徐开启，卡翁达缓步走了出来。我赶忙迎上前去与他握手，感谢他接受采访。他紧握着我的手，热情而友好地说：“很高兴在温得和克见到你，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充满深情。”我匆忙地打量了一下眼前的这位老人：他1.78米的个头，身材魁伟，一身带竖道的深蓝色西服剪裁合体，一副粗腿眼镜挂在胸前。他头发花白，脸色黑里透红，笑容和蔼慈祥，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霎那间，我脑海里有关他的“传记”浮想联翩。
　　76年前，卡翁达生于赞比亚北方省钦萨利县。他从小勤奋好学，酷爱音乐，9岁时学弹竖琴，曾担任小学教师和中学校长。1946年参与创建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反对西方殖民统治。1953年至1958年任该党总书记。1958年退出该党后重建“赞比亚非洲人国民大会”，任主席。次年，该党被取缔后他被流放。1960年担任“联合民族独立党”总裁，1964年赞比亚独立后，40岁的卡翁达担任总统，直至1991年，历时27年。1992年，他辞去“民独党”总裁职务，1995年重返政坛，再次当选为该党总裁。1997年12月以支持未遂军事政变的罪名被警方拘捕，次年6月获释，今年初宣布退出政坛。
　　作为赞比亚独立后的首任总统，卡翁达把人道主义作为立国的指导思想，积极推行社会主义政策；同时与坦桑尼亚已故总统尼雷尔共同高举反种族主义旗帜，发起组织“前线国家”，积极投身于非洲大陆的民族解放运动，赢得了全世界的赞扬与尊重。在职期间，他曾四次访华，同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老一辈领导人进行过会晤，为发展赞中友好关系做出了贡献。
　　此时，这位前总统就站立在我面前。他是应邀出席在纳米比亚举行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首脑会议的，我们的话题自然从这次会议谈起。卡翁达首先谈到他此行的两个主要目的：号召非洲人民共同向艾滋病宣战，为即将成立的“卡翁达非洲儿童基金会”制造舆论。他指出：“非洲正在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艾滋病的肆虐横行。如果对此掉以轻心，非洲50多年来的奋斗成果有可能付诸东流。”卡翁达认为，400多年来，非洲经历了四次最深重的灾难：奴隶贸易，两次世界大战，殖民主义统治，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现在，非洲正面临着艾滋病日益严峻的挑战，艾滋病已经夺取和正在夺取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在历述了艾滋病对全人类、对非洲大陆、对南部非洲地区各国、特别是对赞比亚落后农村地区造成的灾难后，卡翁达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并以一位父亲的身份，控诉了艾滋病对自己和对家人造成的巨大痛苦和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1984年，卡翁达的儿子身患艾滋病。“那时我是国家总统，许多人从医疗、精神和服务等方面帮助我。但两年后，艾滋病仍然夺去了我儿子的生命。多年来这一阴影一直留在我心中，它给我们留下的惨重教训就是——我们必须齐心协力，共同向艾滋病宣战！”卡翁达接着动情地说，每当目睹赞比亚和非洲国家的儿童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情景，每当听到艾滋病给患者造成的灾难消息，他都在想自己能为这些儿童做些什么事情，能为控制艾滋病蔓延做点什么工作。因此，在经过一番周密考虑之后，他决定第二天就正式成立“卡翁达非洲儿童基金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声望，争取友好人士、知名企业、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援助，“用以帮助非洲贫困的孩子，使他们重返课堂，接受教育，健康成长，同时资助对艾滋病进行研究工作，控制其迅速蔓延”。卡翁达告诉记者，这将是他创建的第二个基金会。
　　1988年成立的“卡翁达和平与民主基金会”，至今运转正常。这次会议一结束，他就将直接赴约翰内斯堡、纽约和伦敦等地进行宣传和筹款工作。他补充说，他退出政坛就是为了集中精力办好基金会，把有生之年贡献给儿童发展和艾滋病控制事业。
　　年逾古稀的卡翁达精神矍铄，身体健康，乐观健谈。我们的话题自然转到他的健身之道上来。“我每天坚持在室内原地跑步，有时周末出去打打高尔夫球和乒乓球。”说到这里，他莞尔一笑说：“我是个地道的素食主义者，不吃肉、不吃鱼、也不吃鸡蛋，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喝茶。”他喜爱音乐，高兴了自己也弹弹三弦竖琴。
　　谈到赞中友谊，卡翁达深情地回忆起自己对中国的五次访问。他第一次访华是1967年，“我那次与毛主席和周总理举行了会谈，使我非常感动的是，毛主席答应了我和尼雷尔提出的请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要求”。他接着加重语气地指出：“坦赞铁路是非洲和中国友谊的一座不朽的丰碑，伟大的中国人民是非洲人民最可靠的真诚朋友。”
　　卡翁达用非洲式的热烈握手方式与我道别，用汉语说“谢谢”、“再见”。他还补充道，自己最后一次访华是1995年到北京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亲眼目睹了中国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他祝中国人民在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继续取得伟大的成就，并期待着能够再次早日访华。（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