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养救济”的结果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包养救济”的结果
本报记者　古维进
一九五四年秋季，湖北省鄂城县遭受了严重的水灾。政府为了扶持灾民进行生产自救，从一九五四年八月至一九五五年二月止，先后发放救济款一百零七亿二千万元（旧币、下同），分洪区产量补偿款一百八十五亿八千万元，修理房屋补助费九十六亿元及各种贷款（即耕牛、农具、种子等贷款）一百零五亿元。另外政府给灾民救济大批芦席、棉衣等，同时保证粮食、种子等供应。灾区人民对政府的关怀和扶助非常感激，都说：“毛主席共产党是再生恩人。”他们积极组织起来，重建家园，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全县在“水退一寸种一寸”的口号下，抢种冬播作物五十六万亩，超过一九五三年的冬播面积百分之七。据不完全统计，全县灾民的副业收入有：砍柴七百八十万斤，打鱼二百万斤，种菜二万八千亩，其他副业的收入也很大。
生产自救虽然取得了以上的成绩，但是却还存在着严重问题。
水灾后，灾民的生活很困难，政府要大力扶持是对的；但是政府的大力扶持是为了推动灾民进行生产自救。有些干部包括部分领导干部在内却不大懂得这个道理。他们看见政府对灾民进行大力扶持，就产生了一种错误的想法：“政府扶持的‘气魄大’，为了保证不饿死人，就把灾民‘包养救济’起来吧。”于是有些区、乡干部给灾民发放救济款时，不去摸清灾情底子，不去依靠群众民主评议，也很少对灾民进行生产自救教育，只是看见灾民喊困难就救济，谁喊得凶就多救济一些。结果，不该救济的救济了，该少救济的多救济了。有些乡的救济面达百分之六、七十（根据该县灾情，政府规定救济面不超过百分之五十），有的乡救济面达百分之八、九十以上。
这样的救济造成了什么结果呢？有些灾民看见救济款来得容易，就把救济款用在不正当的地方。金鸡、鸭畈、东港、横山、桐山等乡，有的灾民领到救济款就去吃好喝好的，做新衣服等，有的灾民领到救济款就去赌博，还有些乡干部随便挪用、贪污救济款。最严重的是养成了有些灾民的单纯依赖救济的思想。桐山乡群众是以打鱼为主要副业生产，但这个乡七选区有十九只船上的人不愿出去打鱼，他们害怕打鱼后，得不到救济。大悟乡贫农运维成的妻子看见旁人搞副业，想去参加，运维成不让去，说：“累死还不如政府救济一、二次。”有些人即使去搞生产，也偏重搞副业，不重视农业。他们说：“搞副业可以吃现的，误了农业，将来政府会救济，反正政府不会饿死人的。”
以上事实说明，“包养救济”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中共鄂城县委发现这个问题后，在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上，曾批判干部单纯依靠政府把灾民
“包养救济”起来的错误思想，指出必须以互助合作为中心开展生产自救运动。这个做法是很好的。但是怎样以互助合作为中心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呢？县委对整顿互助合作组织说得比较详细具体，对如何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却缺乏具体明确的指导。于是，干部领会县委的精神是：“互助合作是‘中心’”。结果，有些干部就单纯去整顿互助合作组织，把生产自救工作放在一边。
由于生产自救工作缺乏领导，群众单纯依靠政府救济的思想仍然没有很好纠正过来。目前全县的生产自救情况是不大好的：副业生产的门路很窄。各地除了进行打鱼、砍柴、修堤（修长江堤，以工代赈）等副业生产外，没有因地制宜地开辟多种多样的副业生产门路。有些地区劳力有剩余，找不到出路。农业生产的情况更差。冬播作物没有很好加工培育，许多小麦田都没有上追肥，积肥运动没有开展起来，许多小型水利工程没有动工，缺乏耕牛、种子等困难还没有克服。鄂城县委会和县人民政府要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改变这种情况，否则就会给领导灾民渡过春荒，开展春耕生产运动，增加许多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