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力量 [复制链接]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的力量
　　刘 军
　　文学似乎从未像在今天这样幸运，又似乎从未像在今天这样不幸。当新闻媒体、出版社和互联网把文学和关于文学的消息、事件送到千家万户、呈现在报纸、电视和电脑屏幕上时，比起那些沉埋多年才得承认的作品，今天的文学无疑是当然的幸运儿。但如果仔细审视一下，则不难发现这些纷扰的文学消息和事件背后的炒作、矫情和故作姿态，不难看到在这文学的表面繁华背后的空洞的品质和虚妄的幻象。这时，文学又成为绝对的不幸者。
　　之所以称此时的文学为不幸者，首先在于它已然放弃了自身的职责——烛照人生，抒写情怀，认知社会，追求自由和幸福；在于它全然背离了美学上的追求，不再去创立伟大的悲壮或优雅的静美，不再去塑造灵魂的雄奇和人性的深邃，而热衷于扎向颓废与阴暗的局隅，倾心于幻想中的绝望和虚妄中的自由。文学的私人化，人生和美学追求的下行性，对于理性和知识的信任的破灭感，对于历史和人类的前进可能的虚无主义态度，凡此种种现代社会中的负面力量能够加诸文学的否定性影响，在今天的文学图景中都不难看到。各种蔚为一时风景的“新思潮”，都未能在当代的文学图景中增添新鲜和蓬勃的力量。
　　文学之所以成为不幸者，更大程度上在于它在市场的销售数量和媚俗的大众化的口号的压力下充当表演者，充当商业炒作的惺惺作态者，充当市场利润和暴发户意识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买办”。在暴得大名的文学明星身上，在几乎家喻户晓的畅销小册子里，我们看到的是掩盖在形形色色的说法和谎言背后的物质欲望和商业利益。所谓“明星作家”、“主持人作家”、“美女作家”等等，其文学批评意义或美学意义上的界定功能要远远小于在商业炒作意义上的作用。
　　文学最终成为不幸者，在于写作和表达都丧失了诚实的严肃性，写作者不再是面对自己的心灵和自己热爱的世界发言，而是为金钱、利润驱使，被限定在近乎自我藻饰的商业炒作概念中包装推出。从文学史上看，严肃的写作者首先是面对自我的心灵进行探索的人，首先是面对广阔的社会生活、博大的文化文明和深邃的人类本性进行探索的人。他探索，他追问，他学习，然后他表达，他写作。这是写作者的本真的态度。在此之外的写作者的附加标签，往往是写作和表达之外的事物，如果不是大胆的商业演出，或许就是虚妄的自我吹捧。
　　诚然，刻画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名词中从来就不缺乏“商业化”、“市场化”或“炒作”和“运筹”这样的字眼。更为“大气”和“雄伟”的名词还有“信息化”、“全球化”、“网络化”、“一体化”。在它们的后面，还有更严密和精深的言说，比如“后现代主义”、“后工业社会”或“网络世纪”等等。这些“特征名词”背后的潜台词往往是销售量、市场占有率、说服性广告、超额利润，乃至价值的消解、中心的丧失、严肃性的颠覆、文化的自由，等等。
　　这些特征的刻画中都包含着多多少少的真理，我们面对的的确是这样的名词的碎片拼合的斑驳图景。但如果谈到文学的话，这些用来描述我们的时代特征的名词并不应当必然地成为我们的时代文学的特征词。恰恰相反，伟大的文学———如果可以提出这个“大词”的话———应当能够保持对于理性和知识的信念，有勇气、有信心或说有抱负去超越这些不可一世的名词，统摄起破碎的现实感，而不是将自己当作破碎的镜像中镶嵌的虹彩：看似光怪陆离，实则残缺不全，只能扭曲着闪烁，无法聚合起光明。
　　伟大的文学，往往始终保持着对于理性和知识的信心，而不会沉溺于对于历史和记忆的虚无主义态度，因为力量的源泉，或许只能存在于此。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求知是人类的天性”，或者如黑格尔所说，“知识是唯一的救星”。而今天文学中近乎自觉的虚无主义理念，只是肇端于对于历史和知识的一知半解的把握。没有经历过理性主义训练的非理性主义的泛滥，没有浸润过历史的博赡丰厚的非历史主义的浅薄肤泛，造成了文学的无力和虚弱。如果说源自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潮流是对其有两千年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抗，如果说“弃圣绝贤”的“知识虚无主义”是在广博的知识探讨之后的认知，我们或许更容易理解真正的力量所在。就力量而言，反戈一击的“叛徒”才是有力的勇士，追随潮流的“尖叫”只是神经质的表演。在这一点上，西川说得非常清晰：“知识是沉思的助手。如果它仅仅是它，它便是死的，但如果它进入生命，进入灵魂，它便能够结出硕果。”
　　伟大的文学，它在急剧变动的时代和世界面前往往表现出雄浑博大的整合的力量，表现出殚精竭虑的搏斗的迹象。这往往是因为伟大的写作者既保持着对人性的尊重和对人类自由的热爱，也深知人类取得进展的艰难，以及为此而斗争需要支付的巨大代价。希腊悲剧中英雄的无奈、绝望和抗争，莎士比亚戏剧中主人公面对的深沉的挣扎和严酷的拷问，歌德对于德国民族文学中强劲、健康和有力的素质的召唤，托尔斯泰晚年抛弃一切甘愿重新开始追问的无畏，鲁迅对民族文化的析骨沥血的剖析，这些伟大的作者的努力，无不体现出人类前行的历史的悲壮，同时也袒露出伟大的文学内部的优秀素质：不可动摇的果敢，为认知自身而承受的苦难挣扎，以及欲建立使人性挺拔的精神殿堂所必须具备的力量。
　　伟大的文学，那些在众多苦难的时代使人类的精神前行的文学，必定面对生活、历史和命运中的真实的难题，承担起接受时代挑战的重荷，为争取人的自由和幸福进行前赴后继的努力，酝酿薪火相传的成就，并在这一进程中获得峻刻而坚强的力量。歌德在德国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呼唤德国自己的民族文学，他反对的不仅仅是袭自法国古典主义的矫揉造作和刻板拘泥，他同时还反对那种戕害人性的柔靡不振和颓废消沉。波德莱尔在对丑恶与颓废的刻画中，依然强调文学对于人的革命性的力量，依然试图回答历史与革命向他提出的问题。他曾经在巴黎的街垒上同压迫势力对抗；他在声称“从此不再介入人类的任何论争”之后，仍然说“任何重要的问题又都会引动我的好奇和热情”。这些内心中存有力量的写作者，这些从艰难的历史和文化进程中汲取到力量的写作者，这些知道要保卫人的自由和幸福必须依赖这些力量的写作者，才是我们可以期待的伟大的文学的创造者。
　　犹如狄更斯笔下悖谬深重的时代，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波澜壮阔的一个世纪，人类为改造这个世界付出了有史以来最为悲壮的努力；二十世纪又是价值破碎、意义消除的一个世纪，人类既有的一切几乎都被怀疑和重估。二十世纪是伟大的世纪，又是所谓“伟大”成为“宏大叙事”的世纪。二十世纪是充满历史的悲壮和人性的壮丽的世纪，二十世纪又是历史、人性、理性、价值完全被解构的世纪。这个世纪的一切，与我们的血肉相连，与我们的历史相连，与我们的记忆相连。这个世纪的一切都在我们心中，但只有伟大的文学和伟大的写作者，能够建立起新的力量；只有伟大的文学能够在这种时代中珍视自由、幸福和价值并为之而斗争。
　　世界和人生，这一体二面的构造，会坚持对于美、理性、自由和幸福的追求。精深的时代理论和废弛的人生态度不可能抹杀这种追求，商业化的写作和市场化的表达也不可能阻止这种渴望。文学，真正的文学，伟大的文学，它的力量在积聚之中。而这种力量的源泉，来自一些伟大的人物和他们的信念和教导。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写道：“启蒙使人类从自我强加的受监护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在这种状态下人不依赖外在指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口号。”歌德在《浮士德》中以简单的语言写道：“人要每天每日去争取生活和自由，才配有自由与生活。”歌德的前辈莱辛在同样描写浮士德的一部戏剧草稿中则说得更为清晰：“你们别高唱凯歌，你们并没有战胜人类和科学；神明赋给人以最高贵的本能，不是为了使他永远遭受不幸；你们所看见而现在认为据为己有的，不过是一个幻影。”
　　如果把“神明”理解为对真理的追寻的话，那就可以成为我们分辨“幻影”的利器，成为文学力量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