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历史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复制链接]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百年

　　百年历史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焦雅君 刘伟
　　为了促进历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由北京市社科联和北京晚报社联合主办，北京市历史学会承办的“学术百年论坛——新世纪讲学”系列学术研讨会历史学专场讨论会，1999年12月9日在京举行。与会学者回顾了20世纪史学的成就，并围绕历史学的理论体系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辉煌成就
　　著名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戴逸回顾了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发展概况。他指出，100年来的历史学发展迅速、成果辉煌，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历史学家，如章太炎、梁启超、陈垣、陈寅恪、胡适、钱穆以及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思勉、侯外庐等等，可谓人才荟萃，群星灿烂；同时还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历史著作。20世纪中国的史学成就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
　　（一）进化史观是20世纪历史学的显著标志。以严复把《天演论》介绍到中国为先导，梁启超在本世纪初打起了“新史学”的旗帜，阐述了历史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打破了厚古薄今的传统观念。从此中国史学界发生了根本转变，摆脱了传统思想的束缚。进化史观的出现是20世纪历史学的第一个特点。
　　（二）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伟大进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客观的，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社会历史包含着人的实践活动。因此，历史研究必须考虑人的作用。这是与唯心史观、英雄史观根本对立的新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哺育下发展，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优点和特点。
　　（三）20世纪中国史学发扬理性精神，可谓“理性的觉醒”。人有正确认识客观历史的能力，要用人的心智去论证、分析历史而不是靠主观的感悟和超自然的神力。20世纪史学运用归纳、演绎等科学研究方法，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识世界，引导人们摆脱了愚昧、落后的思想束缚，促进了个性的解放。
　　（四）在各个分支学科内开拓、创造，建立了全面系统的学科体系。传统史学具有两大缺陷：（1）封闭性；（2）英雄史观占主导地位。20世纪史学克服了这两大缺陷，建立了一整套包括上古史、中古史、近现代史、国别史、区域史等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并且重视不断扩展史学研究的丰富内涵。
　　（五）20世纪史学充满爱国主义精神。长期以来的内忧外患，激起了史学工作者无限的爱国心和历史责任感，他们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勉，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六）近百年来，新史料大量发现，质量之高、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上个世纪之交在殷墟发现了甲骨文，在敦煌发现了经卷、文书以及大量壁画。本世纪早期发现了战国秦汉的简牍，以及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长沙马王堆、临沂银雀山、新疆吐鲁番等地也有重大考古发现。此外，有一些海外古籍史料传回国内，少数民族史资料也大量发现。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关系到史学的盛衰。大量史料的发现是史学繁荣的重要原因。
　　历史学理论体系的建设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垚以《时代呼唤第三世界史学的复兴》为题，讨论了“欧洲中心说”的影响问题。他指出，20世纪的世界史坛，占主流地位的是欧美史学，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史学研究则分量不足；在吸收、借鉴西方的史学理论、方法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盲目性。由于西方对东方的认识的局限性，因此，第三世界必须努力建立适合于本国的理论体系而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例如，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有一定规模的发展，并一度达到了高峰；而在西欧中世纪，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因此，“自然经济”这一术语被用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显然是不适当的；再如“国家形态”问题，欧洲从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城邦，到中世纪分散的政治单位，再到14—15世纪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在中国，自秦汉帝国建立以来一直是统一的国家，马克思·韦伯却将这种统一国家称为“非理性国家”或东方专制主义国家，这种提法显然是受“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而与中国的史实不符。此外如西方的纪年、文化区域的划分、史学理论的标准等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而且西方史学界与第三世界像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史学界也缺乏沟通。对于中国史学界而言，要消除“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应该用实证主义去检验客观的历史事实，构建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
　　与会者认为，对抽象命题的研究是近年来的学术动向之一。最近的学术界开始了对原有概念体系的解构。例如对民族理论，“专制主义”、“君主专制”等理论以及“专制”、“阶级”及其与“政党”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向新的高度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怀祺提出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应该避免出现以下几种错误倾向：第一，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史学成就与其他史学家的成就完全对立起来。近年来，出现了一种现象，就是抬高一些史学家而有意或无意地贬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成就，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正确的。对当前各种文化思潮，应当进行具体分析。关键是要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吸收各家学术之长，为发展新史学提供参考和借鉴。第二，不能把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与史学创新对立起来。在检讨近代史学特别是新中国史学的得失时，有一种观点认为，解放后史学领域之所以出现失误，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讲得太多了；史学著作风格单调、内容贫乏，是由于强调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致；强调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史学创新不利。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是史学创新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客观世界中，只有永恒运动着的物质和这一物质运动、变化所依据的规律，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反映客观世界的人类的认识，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唯物史观具有实践的品格，坚持实践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才能保证史学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创新，真正走向21世纪。第三，史学方法论与历史观不能割裂。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历史方法论热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20年代，一次是在80年代中期。20年代，随着西方史学方法论的传入，在中国出现了一股方法论热。在历史研究中，学人提倡归纳法、二重证据法、历史演进法、历史统计法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一定的方法论后面总有一定的历史观，而当时有的学者没有意识到或者有意要否认人类历史发展有客观规律。用这样的眼光研究历史，不可能使历史研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80年代中期方法论热延续的时间不算短，但是它对历史研究的效果不够理想。我们提倡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同样也是与一定的历史观紧密相联的，不能离开历史观而孤立地谈方法。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瞿林东认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历史研究才会有所创造、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与创新是统一的，创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当然，我们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不能与教条主义相混淆。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在史学研究中，史学工作者应处理好几种关系。首先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术争鸣需要有宽松的环境，把正常的学术争论说成是政治上的派别斗争，这对学术发展极为不利。同时我们也要反对那种标签史学、比附史学，更反对影射史学。但这不等于说史学可以脱离现实，史学与政治没有关系。其次是众手修书与成一家之言的关系。过去，在众手修书方面我们有过成功的经验。当代有些大作品、重大课题，仅凭一人之力难以完成。因此，众手修书也是史学发展的需要。但是也应看到，近年来史学界出现了一种急功近利的倾向。这样编造出来的史学作品无益于世，不仅浪费资金，而且败坏风气。因此，提倡个人深入钻研、勤奋治学是十分重要的。第三是中国史研究与外国史研究的关系。在我们进入新世纪大门的时候，中国史学必须要有新的发展，才能适应时代。新的形势要求我们开拓思路，放眼看世界。我们要注意研究中国史、研究世界史，研究中国和世界关系史。因此，史学家要达到“兼通中外，学贯中西”，同样是21世纪的努力方向。只有这样，中国史学才能在国际史学界占有一席之地。
　　讨论会上，与会学者还就如何加强史学队伍的学风建设，加强历史学教育特别是中学历史教学，加强20世纪重大国际问题的研究，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等问题，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