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杭县拔荸荠苗事件的调查报告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对杭县拔荸荠苗事件的调查报告
本报读者来信部
每年八月是杭县农民栽种荸荠的时节。这里的荸荠特点是个大、皮薄、水份多，一向为京、津、沪等大城市广大消费者所欢迎。农民在荸荠方面的收入仅次于水稻和蚕桑。因此，当地农民对于这宗占农村收入第三位的经济作物是十分重视的。
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杭县党、政领导机关召开了两个会议，决定了全县不种荸荠，改种连作早稻。县委扩大会上规定四维区改种一万八千八百亩，三墩区七千亩，瓶窑区八千亩，东塘区四千四百亩，栖塘区一千八百亩。可是在全县劳动模范座谈会上提出这个任务时，到会的绝大多数劳动模范都不同意。他们提出：种荸荠是农民几十年来的习惯，而且苗子已全部培育好了，要改变这种习惯，毁去苗子，农民是不会同意的；何况荸荠的收入要比稻子高出许多哩！其次要改种连作早稻，目前季节已迟，农民又没有种植的习惯，连作稻能不能保险有收成呢？但是，这些意见并没有引起县委的重视，县委书记张树森在报告中还着重提出：教育要同法令相结合，并说农民是保守的。如果有真正顽固的农民不肯拔荸荠，不种连作早稻，那么就不供应口粮，让他吃荸荠好了。
县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九个县委委员就根据县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分头去各区领导改种工作。当时部分区乡干部听说要叫拔掉荸荠改种连作早稻，思想上也搞不通；四维区章桥乡副乡长郑阿堂气愤地说：“毁掉荸荠苗这种做法是脱离群众的，是对人民不利的，会遭到群众反对的。”县委听到下面的反映以后，不但没有考虑自己的决定有没有错误，相反的，还在干部大会上责怪那些“思想不通”的干部没有共产主义事业心，不敢大胆的“创造”。副县长李广新批判了干部的“消极”“畏难”思想后并说：“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高不高，这次运动就是一次实际的考验。”这就逼使干部走上强迫命令的道路。
八月五日以后，各区区乡干部，在县委的强迫命令下全部动起来了。各区先后召开了区委扩大会议，区乡干部、农村党员大会，各乡群众会议，从上到下，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层层布置执行县委会的决议，并且要求立即行动起来。杭县农林科，在县领导人员的授意下提出了极端荒唐的所谓种荸荠的九大苦楚，如说种荸荠对国家对人民不利，种荸荠要热天种冷天摸人吃苦，荸荠吃多了人肚子会痛等，要各区乡干部发动群众诉“荸荠的苦”。此后副县长李广新又几次说：要坚决“消灭荸荠”改种连作早稻；如果荸荠拔不掉，连作早稻种不上，乡干部要负责。命令下达后，乡村干部被迫：“要彻底消灭荸荠，保证完成任务。”
从八月六日至八月九日仅仅四天的工夫，全县可以栽种四万多亩田的荸荠苗就全部拔光了。
荸荠苗拔完以后，县委惟恐拔的不彻底，又指令乡村干部组织检查组深入田间检查；在检查中发现未拔的苗子，就强迫立即拔掉。一般的乡都反复检查三次，有的乡曾连续检查过六次。如有农民拒不拔苗，就召开会议，以“资本主义思想作怪”、“破坏国家计划”、“不爱国”等帽子进行威胁。甚至说他们“思想反动，同政府对抗”、“破坏生产”等。更严重的是用多购余粮少留口粮的办法，逼使农民把荸荠拔掉，改种连作早稻。
在连作早稻小秧生长期间，因为天气炎热，秧苗容易枯萎，县委又强迫群众用被子及蚊帐把秧田上遮盖起来，仅崇贤一个乡就强迫群众拿出了棉被三百八十六床，连新媳妇的大红绸缎被也被迫拿出来了。秧苗长成了，又强迫群众日夜赶插；金羊乡在上级催促下，点上了十四盏汽油灯连夜赶插。群众反映：秧田盖棉被、插秧点汽灯，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稀奇事儿。
九月二十七日，杭县地区的气温下降了，连作早稻已停止分蘖。这时，部分干部开始动摇，县委（此时张树森已调往他县任县委书记去了）仍然坚持错误说：现在不要动摇，搞错了将来由县委负责作检讨。到十一月，初冬的寒气一阵阵的侵袭着稻田，稻子再也不能成熟了，农民纷纷要求割了稻秸喂牛，部分县委委员却说：“割不割我们不管”。至此，经过一再强迫命令种植的二万九千七百零一亩连作早稻绝大部分以颗粒无收结束了。
这种强迫命令的作风给杭县农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据初步统计：拔毁四万多亩荸荠苗，以每亩产十五担、每担三元计算，就要损失一百八十八万元，加上二十三万七千六百零八斤连作早稻种籽的损失。全部损失在二百万元左右。现在全县有十一万农民需要救济。政治上的损失，那就无法衡量了。
由于杭县拔荸荠苗事件未能得到严肃的处理，因而到目前为止，这个地区的农民对县委是有很多意见的。我们认为有关领导方面应当严肃认真的处理这一事件，弄清责任，并且从中得出教训，改进工作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