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如何 [复制链接]

第9版(经济周报)
专栏：观点

　　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如何
　　陈东琪
　　●今年经济保持增势
　　●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偏松的货币政策
　　●加大体制性政策措施的力度
　　今年国民经济的增长，有可能恢复到前年7．8％左右的水平
　　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今年国民经济增长有可能摆脱连续7年的减速趋势，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预计恢复到1998年7．8％的水平，出现见底（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估计在6．5％左右）后的初步回升，继续在调整结构、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转向新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创造一个世纪性开门红的增长业绩。
　　1．全球经济回升，给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提供一个良好的贸易环境
　　据估计，全球GDP增长将由去年的3％提高到3．5％，世界贸易增长由近两年的4％上升到6％至7％，这将为中国扩大出口创造一个比前两年更好一些的条件。同时，随着“入世”目标的实现，中国外贸商品和服务流量将出现历史性的加速增长，在进口继续保持较高增长势头的基础上，出口扩张加快。如果坚持实行基本稳定汇率、提高出口退税率、进一步下放出口权、用进口换出口、改进政府的出口服务等政策，即使全年的出口趋势表现为“前高后低”（与去年的“前低后高”相反），今年上半年延续去年下半年出口高速扩张的惯性，而下半年略有调整，全年的出口增长也有可能高于去年的7％左右，出口总额由去年的1940亿美元（估计数）增加到2050亿至2100亿美元左右，按8．28的汇率算，相当于去年全年国内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5％左右，这会对国内生产增长作出重要贡献。
　　2．“出口增长”、“币值稳定”和“入世”效应，刺激外商扩大对中国的投资
　　去年，GDP增长之所以比前年又下降0．6个百分点左右，主要原因不是“消费”和“外需”不振，因为去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基本与前年持平，出口增长加速了6个多百分点，而是由于“投资”和“工业”增长下降了。其中，工业增长第四季度比第一季度下降两个多百分点；投资自第二季度以来逐季下降，不仅“国有”、“国有控股”和国内民间投资减少，而且外资出现负增长。这是由于一部分外商担心在前年下半年和去年上半年出口不景气背景下人民币会贬值，对中国投资采取观望态度。随着出口增长加快并且在“入世”背景下不可能很快出现大幅度下降，人民币币值稳定由政府口头承诺变成了具备客观基础，外商对中国投资的信心提高，加上“入世”促使更多的外商到中国进行中长期投资，这会使今年的外资增加。如果实际利用外资规模超过550亿美元，就会使社会总投资需求明显增加，推动经济增长。
　　3．货币、收入、消费政策效果开始显现，国内消费品市场出现转暖迹象
　　中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主要表现为消费需求不足，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在1993至1996年已经较大幅度下降，近三年来继续逐季下降。但是，在去年第二季度达到5．5％的低增长水平后，开始出现逐季回升的迹象，第三季度上升到6．1％，第四季度超过了7％。在延续去年10月以来的提资增收、减费降价、延长假期和放宽消费信贷、放开消费体制等方面的政策条件下，消费需求将得到进一步的刺激。如果最终消费率在近两年58％左右的基础上增加1—2个百分点，今年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有望上升到8％—9％左右。这是保证今年经济加速增长的重要源泉。
　　4．在综合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偏松的货币政策”和“创新的体制政策”条件下，投资和工业的增速将出现止跌回升
　　如前所述，去年经济增长继续减速的主要原因是投资和工业增长下降。在工业中，规模较小、科技含量较高的新兴产业增长的加速不足以弥补规模较大、科技含量较小的传统产业增长的减速；在投资中，政府项目投资在前年下半年和去年前4个月加速增长后出现快速下降。但是，应当看到，去年一年，政府在推行扩大内需政策时，不仅注意采用增发国债扩大政府公共项目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措施，而且注意运用更为偏松的货币政策措施，增加货币供应量，M0增长几乎是逐月加速，由前年6月底的6．6％上升到去年11月底的17％。在进行第七次降低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同时还注意从信贷、信用担保、资本市场等方面放松投融资限制，通过体制创新改善外商和国内民间投资的环境。这些政策的综合运用，在经过一定的时滞后，势必逐渐产生积极效果，最终会推动经济增长。
　　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宏观调控政策
　　实现上述增长目标，还面临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在“总量”上主要表现为：一是物价连续负增长的格局还未改变；二是企业员工和农民收入增长比较缓慢；三是地区间市场回升趋势不平衡；四是民间投资信心仍然不足，体制在某些方面还不顺；五是消费倾向仍显不高，市场预期不确定，等等。为了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今年需要通过采取更为灵活而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努力缓解这些矛盾和问题。
　　1．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扩大政府需求带动社会总需求的增长，缓解总供求矛盾
　　已经实行了两年多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仅对增加总需求、降低实际失业率、刺激出口、稳定经济增长作出了直接贡献，而且在优化供给结构、调整产业布局等方面产生了积极效果。1998、1999年中，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估计都在1．5个百分点左右，就是说，在完全靠市场调节激发国内民间投资和外资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条件下，如果不果断地用增发国债的办法增加政府投资需求，这两年的经济增长率就有可能降到6％左右，实际的下岗人数也会更多。除了这种“总量贡献”外，“结构贡献”主要表现在扩大基础设施投入后，以往基础产业瓶颈制约经济加速增长的矛盾，以及“公共物品”短缺和“私人物品”过剩并存的矛盾都有所缓解。但是，从长期稳定增长的角度看，目前“公共物品”的供给仍显不足，特别是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和国防安全等公共服务性供给的短缺程度还比较高，这就要求政府在这方面继续增加投入。
　　有的同志担心连续大幅度增加赤字、扩大债务，会为以后留下债务危机隐患，这种担心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这就提示我们，在用增发国债的办法扩大政府需求时，应有如履薄冰的危机感，应当在权衡短期和长期关系的同时，充分控制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短期力度和时间长度。但是也应当看到，如果积极财政政策不坚持一段时间，过早放弃，就有可能产生“死机效应”。而且从各方面的情况看，目前还有一定的发债空间，如果操作得当，不会引发政府债务危机。如果实际的财政收支不超预算，去年赤字加利息支出为2400多亿元，占估算GDP的比重在3％以下，预算内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大约在11％左右，今年若再增发1000亿元国债或者略多一点，这两个指标仍然在财政承受能力以内。因此，今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还有一定的余地。
　　当然，为了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不仅要提高国债投资项目的工程质量，而且适当调整国债资金投向也是非常必要的。其主要原则，一是继续投向十五届四中全会所界定的“四大行业”，不进入可以由非政府部门投资的竞争性领域，以避免出现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二是将一部分资金用到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体制建设上，可以考虑发行社会保障债券；三是增加对包括公立医院、学校、养老院等公共服务性建设的投入。这样，符合从“综合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职能转变，政府只是做“应该做的事情”，在公共领域中现在多做一些，将来就可以少做一些，这不仅有利于短期加速增长，而且可以为长期稳定增长打下基础。
　　2.货币、信贷政策继续偏松，但总量放松的力度不能太大，重点仍然是调整结构，促进结构升级
　　前年，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货币政策采取的是“减银行利息、紧货币发行”的办法，结果当年在减息的同时，不仅银行贷款增长缓慢，而且居民储蓄存款不减反增。但是，去年下半年以来，情况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是货币供应量逐月加速增长，到去年11月底，M0的增速已达到17％；二是居民存款净增加近几个月明显下降，有的月份出现负增长；三是贷款增长加快，有的月份新增贷款增加一倍多。这说明，在注意各项政策措施协调搭配后，货币政策的效果已经显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总量性货币政策的放松应当保持“微调方式”，而不是“加大力度”，否则，有可能使经济再度出现急升急降。
　　一些同志对通货紧缩比较忧虑，主张下猛药增发货币，变通货紧缩为通货膨胀。我认为，对此应小心行事。应当承认，和以短缺为特征的卖方市场相比，以有效需求不足为特征的买方市场的通货膨胀压力相对要小一些，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对未来通货膨胀风险无所顾忌。明智的选择是，在这一转化期中紧紧抓住优化结构和提高质量这个利在长远的主题。一般来说，在高通货膨胀条件下，大家的日子都很好过，几乎所有企业没有亏损和破产的危机感，劳动者没有担心失业和提高工作技能的压力，这时要大幅度调整结构是很困难的。我们花了几年的时间将1993年前后的高通货膨胀格局扭转过来，好不容易促使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为什么又忘记了原来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初衷，轻易放弃目前可以进行全方位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的机会呢？中国劳动力多，失业压力大，无疑需要一个比西方发达国家快一些的经济增长速度，在逐步挤掉增长速度水分的前提下，未来10年、20年选择一个6％—9％的增长“政策箱”是必要的。但是，增长也不能急功近利，不应在很短时期内将速度拉得很高，上得快，下得也快，增长势头不能持续，这样的代价很大。因此，还是要继续坚持1996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中求进”的发展方针，灵活处理物价和就业的关系，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3．加大体制政策操作的力度，促进生产、流通和消费体制创新，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
　　在经济发展新阶段，特别是在“入世”初期，中国经济政策的主攻目标应是实现速度、结构、质量和竞争力的结合。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公有部门富余人员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加快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必要的，但是，从消费者的要求和对外竞争的需要来看，优化结构和提高质量越来越重要。达此目标的关键是制度创新。所以，我认为，今年宏观经济政策操作不仅包括如何合理而有效地综合搭配使用财政、货币政策，而且要加大体制性政策措施的力度。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进一步对国内所有类型的企业放开外贸的权力，在允许外商大幅度进入中国市场之前允许国民可以对内和对外自由贸易；二是创新信贷体制，特别是在加快银行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同时，加快利率市场化，逐步对国民实行金融开放，包括发展和扩大民间自由金融活动；三是加快资本市场的国内自由化进程，在发展开放式基金的条件下，逐步取消利用证券市场融资的所有制限制，形成投融资的平等竞争机制，提高上市公司的素质和证券市场运行的效率；四是建立和完善中小资本信用和个人消费信贷制度；五是全面开放住宅市场，建立房产自由流通机制，加快实现生产、流通和消费体制的创新。通过这些制度创新，一方面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促进结构升级和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当然，这些体制性政策措施不是在一年内就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今年应当在这方面有更多的政策措施出台，因此，今年可以说是一个制度创新年。只有更多地借助制度创新，在“入世”后，我们才不会陷入被动，才能够在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基础上，实现增长质量的提高。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