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学院建筑中的浪费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厉行节约，反对基本建设中的浪费！

中央民族学院建筑中的浪费
本报记者　顾雷
几年来，我们的党和政府时刻注意从各方面帮助我国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关心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工作；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的建立就是这个政策的具体表现之一。中央民族学院工程由一九五一年开始，到一九五四年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刚开学时，只有学生二百七十余名，现在已增至一千三百余人，包括四十六个少数民族。几年来，已有四百六十余名学生毕业，返回自己民族地区进行工作。根据党和政府的指示，这个学校还将逐步地扩大，为各兄弟民族培养出更多干部。
上述成绩是值得赞扬的。但同时也不能不指出，这个学校的建筑工程是有严重缺点的，这就是由于建筑中的浪费，没有充分发挥投资效果，给各民族兄弟盖起更好的房子。
中央民族学院的校舍，座落在北京西郊西（直门）颐（和园）路西侧。它是北京解放后在建筑上采用“民族形式”的第一批建筑，它突出地表现了追求形式和复古的倾向，它是既不经济又不美观的建筑群之一。
民族学院“民族形式”的校舍是一幢一幢孤立的低层建筑，人字屋顶上全部铺用灰色筒瓦和乾克瓦，这些屋顶同“宫殿式”的不同，它没有飞檐；也与普通的屋顶不同，它有许多装饰，如鸱尾和仙人仙兽。一九五一年盖的房屋的墙壁，都是用斧刃砖贴成，望去一片灰色，而门窗都涂上银朱油。无论形象和色调，都是不好看的。一九五四年九月完工的“文艺楼”，每平方公尺造价一百七十九元。楼上盖了一个毫无适用价值的两重檐的角亭，有琉璃瓦、油漆彩画等装饰。按照原来的平面图，民族学院这个建筑群完成后，其中还有许多亭子和牌坊，再加上其他陪衬，便会建成近代的古典建筑群了！
在建筑上追求形式的人，是不会爱惜国家资金的。因为采用传统的大屋顶，民族学院于一九五一年动工建筑的一万三千平方公尺房屋的造价比一般平屋顶的房屋要多百分之十八。而且由于泥瓦太重，再加上装饰，就使房顶重量增加。木制的房架无法承受这样大的荷重，常发生裂开现象，每年都要花一千多元修理费。现在，正在修补礼堂，并决定重新换上份量轻的瓦。此外，用“斧刃砖”砌墙也浪费了很大的人力；这些砖都要经过人工磨过，以求表面平滑，砖缝整齐。这究竟有多少必要呢！
这群建筑在使用土地方面也非常不经济。民族学院这个建筑群的特点是每幢房子的楼层矮，建筑面积小；为了“对称”，为了形成“庭院”和造成活动的“空间”，把很小的建筑面积分布在很大
一片土地上。由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民族学院总建筑面积为四万二千六百八十平方公尺，计五十三幢房屋，其中一层的平房竟有四十幢之多；每幢最大的面积是四千三百七十四平方公尺，最小的才一百七十五平方公尺；这五十三幢房子占地三十万平方公尺。因为许多幢房子分散在广阔的面积上，行政、教室区的每幢楼之间的距离少则四十公尺，多则一百一十公尺，还引起一系列的浪费：道路、上下水道、各种线路、绿化等费用都必须增加。管理方面的人力也因而浪费，例如供暖用的锅炉房全校就有十三个，经常有二十九个人为它服务。学生们都说：楼太分散，下雨时不方便，不如盖大楼好。这就是使用者对于这个建筑的公正的判决。
建筑物必须符合当时的经济条件，反映时代的精神面貌，以此教育人民热爱我们的生活——社会主义建设的生活。目前，我国正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建设，不可能大量投资修建办公室、校舍、住宅和公共建筑。因此，就必须利用仅有的资金，在保证适用和朴素的美的条件下，盖起更多的房子，满足多数人的需要。而民族学院的建筑恰恰相反。例如，仅“文艺楼”就浪费了二万二千元。据统计，如果民族学院的建筑全部采用平顶，可节省八十四万元，可以盖八千多平方公尺宿舍。可惜，追求形式的人把这点忘记了！一九五一年，该校因为大屋顶造价超过投资标准，甚至削减了二千五百多平方公尺的干部和勤杂人员的宿舍修建计划。这种做法显然是脱离我国目前经济条件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至于民族学院的建筑形象也只是毫无批判的对古典建筑的摹仿。例如正脊上的“鸱尾”，根据史书上各种记载，自汉朝才有这种东西，它在建筑中没有任何结构和适用上的价值，只是一种“精神消火器”，是封建社会里把平安的希望寄托在虚无的迷信上的产物。宋朝李明仲编著的“营造法式”也指出它的来源是开始于汉朝，因“柏梁殿灾后，越巫言海中有鱼虬，尾似鸱，激浪即降雨；遂作其象于屋，以厌火祥。”其他仙人走兽等也只是封建时代象征吉祥的饰物，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何相同之处呢？我们所处的时代充满着劳动、斗争、光明、进取的朝气勃勃的情感，而这个建筑情调却是消沉、颓废、虚无的，与人民的感情有何联系呢？
民族学院的建筑形式，在开始时有过激烈的争论。校舍工程开始的设计者张开济，开始设计出的式样是普通洋瓦四坡的屋顶，因民族学院负责基本建设的领导干部不同意，随改成平屋顶，外加中国的花饰，勉强通过。这时，有些干部和建筑师建议民族学院采用“民族形式”，建筑单位同意了这个意见。当然，考虑采用民族形式并不坏，但由于提议的人没有很好研究，不是以批判的态度继承民族建筑遗产，结果选用了现在的这个形式。当时，张开济和部分参加设计的人员反对这个做法，理由有两个：一个是民族学院是否应该采用这种形式，应慎重考虑；一个是预算投资不多，如采用大屋顶至少要追加投资百分之十以上。为此，张开济画了两份图，一份是洋瓦四坡屋顶，另一份是大屋顶。他为了否定大屋顶，把前者画得很大、很漂亮，把后者画得小而且简陋。结果，双方僵持不下，于是有人提议找梁思成教授解决，因为他正研究和提倡民族形式。去的时候，带上前面那两张图。结果，梁思成先生批准了“民族形式”的那张设计，这就产生现在这个式样的建筑。在这个过程中，梁思成先生还对设计提出两点补充：把窗子做成正方形，把门窗漆成朱红色，认为这是中国建筑特有的形式和色调。梁思成先生很喜欢这个建筑形式，在建筑学会成立大会上还对它倍加赞扬，认为它是美观的，经济的。
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这座建筑是既不经济，也不美观的。对建筑单位说来，这是不爱护国家资金、不顾惜投资效果、铺张浪费的行为；对提倡、支持这一建筑形式的建筑师和“权威”者说来，则是用简单粗暴的态度对待民族的建筑形式，单纯摹仿古代建筑，脱离时代，脱离人民，脱离党和政府的政策，把建筑引上了“形式主义”的境地。这是可怕的、危险的道路。这些，就是民族学院这个建筑给我们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