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两个牧羊人 [复制链接]

第7版(人物纪实)
专栏：大地之子征文

　　寻访两个牧羊人
　　于庆田
　　在中国的文明史上，许多文物、考古方面的重大发现，往往来自一些无意识的偶然事件。陕西农民打井，无意中发现了秦兵马俑坑；安阳农民求医找“龙骨”，无意中发现了甲骨文；长沙人平整土地，无意中发现了汉马王堆墓……
　　七十年代初嘉峪关魏晋墓葬七百多幅砖壁画的发现，曾经震动了整个中国文物考古界和历史界，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于是，发掘保护，参观考察，发布新闻，发表文章，著书立说，甚至把展览办到了日本、香港，其轰动效应犹如阵阵“旋风”，可谓中国考古史和文明史上的一件盛事。那么，谁是嘉峪关魏晋墓的最早发现者呢？
　　当地文物局的魏晋墓讲解员先红小姐告诉我，据说是“两个牧羊人”；七十年代的报刊上，也有“两个牧羊人”偶然发现之说。1999年林少雄撰写的《古冢丹青》一书（甘肃教育出版社）这样记载：
　　本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天，正在戈壁滩上放羊的嘉峪关市新城公社的两个牧羊人，坐在一个隆起的沙石堆上，一边看着羊群悠闲地吃草，一边有咸没淡地聊天，同时手中牧羊鞭的杆子不停地向地面上一个老鼠洞似的窟窿乱捣着……正是这随意的一棍子，不仅揭开了一个全新的地下画廊，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文化史和文明史上一个重大发现的到来。然而此时，我们的注定要引起世界惊人发现的两位主人公，还丝毫意识不到这一棍子的意义，只是继续没有任何目的地捣着……洞窟越来越大，不久露出了一块青砖，沿这块青砖揭下去，是一堵砖墙……他们顺着砖墙不停地挖呀挖，终于在距离地面十几米深的地方挖到了墓门。原来一直顺着挖掘的砖墙，是这座墓的墓门墙……随着专业考古组织和人员的介入，沉睡地下一千多年的古墓葬及其彩绘砖画开始撩起了其神秘的面纱，向世人展示了其无尽的风采与魅力。
　　由此可见，嘉峪关魏晋墓的最早发现者是“两个牧羊人”。但令人困惑的是，翻阅了众多的有关文章、书籍、报道，包括甘肃省文物队、博物馆和嘉峪关市文管所正式出版的《嘉峪关魏晋墓壁画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都没有关于这两位牧羊人的记载。他们到底是谁？
　　今年5月1日，我恰巧在酒泉市度过。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情，我们一行五人驱车去嘉峪关市新城乡寻访当年的两位牧羊人。
　　新城乡位于嘉峪关市东北十六公里处。已发掘的十三座魏晋墓就坐落在新城乡政府所在地西南三公里的地方。我们先来到一个叫“野麻湾”的村子。村口有一座十分漂亮的“逸夫小学”，一眼便能看出，这是香港爱国人士邵逸夫先生援建的。在小学校门口，我们碰上几位农家妇女，从她们口中得知：听商店的老板讲，发现魏晋墓的人在附近的“六队”，但不知其姓名。于是我们找到了商店的女老板。她热情地告诉我们，发现古墓的人叫祁茂林，现年六十多岁，住在北边不远的七队，还和她有亲戚关系。我们驱车北上，几分钟后便找到了这位牧羊人祁茂林的家。他家正在盖新房。但是，祁茂林并不在家，他的儿子、儿媳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可惜，经过交谈得知，祁老汉并不是1972年之前发现古墓的牧羊人。前几年他在放牧骆驼时，发现一座古墓被盗，便立即报告了政府，盗墓者很快被抓获。因此，人们误认为他就是当年魏晋墓的发现者。
　　我们环绕这个墓群继续寻访。开车几公里之后又来到一个村庄，我们停车向三个农民询问当年发现魏晋墓的情况。他们马上毫不犹豫地回答：你们找对了，就是对面路边的张家。他们热情地将我们带到了这位名叫张树信的老汉家。张老汉正在自己的小院内修理手扶拖拉机。当我们说明来意后，这位头发斑白、满脸皱纹的老农，放下了手中的工具，开始讲述当年的情景。
　　他刚刚用小木棍在院子的空地上画了一个草图，老伴便走过来很不客气地说：“这件事我们什么也不说，你们快走吧！”“他们不是说我们早死了嘛，还找我们干什么！”
　　这突如其来的不满使我们有些诧异和不知所措。于是，我们又耐心地向两位老人解释：我们并不是当地人，也不是省、市文物管理部门的干部；只是出于好奇，才来打听一下事情的真相。大概是看到我们一行中有一名穿军衣的军官赵俊红，他们才逐步打消顾虑，产生了信任感，使话题得以继续。
　　张树信，新城乡三组农民，现年七十七岁，其妻杨兰英，现年六十八岁。他们生有三男三女，均已婚配，家庭生活尚好。张树信夫妇自称，他们是最早发掘魏晋墓的牧羊人。
　　那是在1962年夏天，杨兰英带着孩子去放羊，在一个凸起的沙包前发现了一个小洞。她用木棍子戳了几下，发现里面有一块砖。她感到很奇怪，心想为什么会有砖呢，便把情况告诉了丈夫张树信。张树信以这块砖为中心画了一个十字，开始进行挖掘。挖了几天，没有任何结果。但他发现地下有一个宽一米多的狭长夹道，虽然用土填得很严，但显然是有人挖后又填上的新土。后来，他又找来三个农民一起进行挖掘。他们打开墓门，发现里面黑洞洞的。大家都害怕，谁也不敢进去。又过了一两天，他们决定打着火把和煤油保险灯进去探险。结果一无所获。这是一座被盗过的墓葬。唯一剩下的就是一些“没有用处的陶罐”。张树信说，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村干部，村干部们还进去看过，但谁也没有在意它的存在和用处。对墓墙上的砖壁画，也未引起特别重视。张树信只是把墓内的二十四个陶罐运回自己家里放了起来。当时他心里想，这也是些没用的东西。
　　后来，公社干部把这件事报告了上级领导。也记不清又过了多长时间，文物局的人来找他询问情况，并收走他家的二十四个陶罐。张树信老人说：“他们一分钱也没有给我。就算是国家的文物要收走，也应当问一问我们农民有什么辛苦和要求。”后来，省市文物局的同志又请他参加魏晋墓的挖掘工作。同时作为“第一位挖掘者”，请他对文物队作些挖掘工作的咨询和指导。就这样，在1972年十三座魏晋古墓挖掘整理完毕后，张树信又回到了生产队务农。在他的记忆中，找他了解情况和参加挖掘工作的有文物局的专家高凤山、省里的宋子化和当地地震台的林海。我们不知道这些同志能否证明张老汉所述情况的真实性。
　　魏晋墓砖壁画的出土，是七十年代我国考古史、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作为第一发现人，“两个牧羊人”到底是谁，应当在历史上写有一笔。不论这两个牧羊人出自什么动机和目的，是自觉的挖掘行为还是盲目的挖掘行为，或是非法的挖掘活动，都应当如实地予以记载。因为毕竟是他们而不是别人，偶然“一棍子”，揭开了一幅幅历史的画卷，发现了一座地下画廊，成为中国文明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
　　两位普通的牧羊人，功不可没。他们是探明一千多座魏晋墓葬最早的历史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