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瀑涤俗尘 偷闲理经纶——薛暮桥同志二三事 [复制链接]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名家历程

　　飞瀑涤俗尘 偷闲理经纶
　　——薛暮桥同志二三事
　　□李克穆
　　2000年金秋，九十六岁高龄的薛暮桥同志虽因病住院一年有余，但头脑依然十分清晰，并常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努力做些恢复体能的练习。二十年代即投身于中国革命事业的薛老，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笔者曾作为薛老的秘书和学生，长期在他身边工作、学习和生活，耳闻目睹了有关薛老的许多生动故事，这里采撷其中一些片断。
　　为有源头活水来
　　薛老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入狱。在三年的牢狱生活中，他坚持每天读书，阅读大量经济学、历史、哲学著作，还学习了英语和世界语。三年“牢监大学”，为他日后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薛老在狱中的自学，缘自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当时与薛老同监的，有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同志。张在狱中每天要读五六个小时的书，并且让难友和他一起学习；他曾在黄埔军校教过世界革命史，因此每晚为难友们讲中外革命历史。有一天他读完书，不耐烦地说：“怎么还不枪毙？”薛老惊奇地问：“你既然知道自己必死，为什么每天还要认真读书？”张秋人同志答：“共产党人活一天要做一天革命工作。在牢中不能做革命工作，就要天天读书。读书就是为着革命。”薛老将这一教诲始终铭记在心。不久，张秋人同志壮烈牺牲，而薛老则从此踏上了永不止息的学习研究之路，终成一代大家。
　　薛老治学严谨，实事求是，学风朴实无华，学以致用，这在他的文章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薛老常说，写文章一定要到有话要讲，有理要说，而且非说不可的时候才动笔，才能做到写出来的文章言之有物，论之有据。薛老的文章就是这样形成的。他在动笔之前，首先要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查阅大量的资料，然后坐下来打腹稿，或是利用散步时间默想，思路基本形成后，用一段完整的时间一气呵成。所以，薛老的文章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而且通俗易懂。在他的文章里，深奥复杂的理论变成了浅近生动、有理有据的白话。因此，不论经济学界的专业人员，还是关心经济问题的普通读者，都愿意看薛老的文章。人们也爱听他的报告，薛老作的报告深入浅出。1994年10月25日，朱镕基同志在“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六十周年座谈会”上，曾号召理论工作者尤其是青年理论工作者学习薛老严谨的学风，实事求是，从国情出发，扎扎实实地研究中国经济问题。
　　是非名利有无间
　　薛老在人际交往方面的“能力”与他在经济理论上的造诣相比可谓有天壤之别。在许多社交场合，即使是与一些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交往，薛老也往往记不起人家的名字，甚至交谈甚久而竟不知对方何许人也，谈话的内容从不涉及人事交往一类的话题。难道是记忆力差吗？不，薛老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他对于建国以前部分解放区和建国以来国家各个时期的有关经济统计数据，可以随口道出，如数家珍。从在“牢监大学”自学成才到三十年代主编《中国农村》，从在新四军和抗大讲授政治经济学到主持山东解放区的战时财经工作，从建国前夕在西柏坡协助周恩来同志处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经济工作到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深入探索，薛老以他睿智的头脑、深邃的思想、精辟的论述，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建性的政策主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我国经济学界的泰斗，薛老是真正的“明白人”，而他在某些方面的“不明白”，恰恰反映出他的学问人品，表现出他的高风亮节。薛老1982年曾赋诗一首：“幽谷飞瀑涤俗尘，林泉深处养劳神。文山会海无已时，不如偷闲理经纶。”
　　正是中兴磐石重
　　薛暮桥是我党老一辈经济理论家，他在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长期交往中，对他们的崇高风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8年春节期间，薛老接到通知，要他立即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中央召开的讨论国内形势问题的会议。薛老是个时间观念极强的人，为了准时到会，他连早饭也顾不上吃，便赶到了怀仁堂。因他到得早，空荡荡的怀仁堂里只有一个人坐在桌前吃饭。薛老走上前去，发现是毛主席，而桌上的餐食仅仅是一碗面条。主席见薛老来了，便向他打招呼：“坐，暮桥。”并问他是否吃饭了。薛老如实道来，主席便让服务员端来一碗面条。主席边吃饭边与薛老闲谈，问薛老的名字“暮桥”二字出自何处。薛老回答说，“暮桥”的名字是陈翰笙同志在三十年代初因革命工作需要为他起的（薛老原名“与龄”）。主席听后随口吟出了陆游的两句诗：“朝发云根寺，暮宿烟际桥。”然后说：大概是用的这个典。这样一件小事，使薛老对主席的渊博钦佩不已，同时对主席简朴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也感受颇深。
　　1962年，我国经济处于困难时期。一次，朱德同志约薛老到玉泉山谈经济计划工作。谈完工作已是中午，朱老总便留薛老一起吃饭。薛老为人极诚朴，既然挽留，就答应了。这时，朱老总的秘书悄悄过来，催薛老快走。走到门外，秘书告诉薛老，朱老总家一顿饭的细粮只有两碗米饭，如果你留在这里吃饭，康大姐这顿就没的吃了。这件事对薛老的触动很大，他将此事作为老一辈革命家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例子，讲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听，鼓励大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刻苦钻研经济理论。
　　六十年代初，中央召开物价工作会议，制定物价政策。周总理对此极为重视，主持了文件的起草工作。按照总理的安排，这个文件至少要讨论和修改五到六次。薛老作为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受中央之托草拟了文件的第一稿，经总理亲自修改后提交给会议讨论。讨论时总理临时有事，不能到场，便委托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代为主持讨论。会议开始后，小平同志对薛老说，文件已发给大家了，没必要读全文，把文件的要点解说一下就行了。薛老对文件的主要内容作了简要说明后，小平同志说，暮桥同志是物价问题专家，文件写得比较全面，在座的哪一位还有修改意见，请提出来。会场静默了片刻，小平同志说：我看就这样吧，第一，调价规模不要超过×××亿；第二，要稳步推进。这个稿子基本成熟了，没必要再在会议上讨论了。与会者离开后，薛老仍坐在位子上。他想，总理亲自布置要讨论五到六次的文件，才进行一次讨论便通过了，这样行吗？于是薛老前往总理办公室，向总理汇报了讨论的情况。总理听后沉吟了一下，对薛老说了一句：“就按小平同志的意见办。”事后看来，这份文件即使再讨论五六次，它的主要精神和基本内容也不会有大的变化。通过这件事，薛老看到了总理与小平同志之间的高度信任和理解，更为小平同志工作中的快节奏、高效率、敢负责的精神和作风所折服。薛老说，小平同志的这种作风始终如一，正是这种作风，加速了改革开放的进程。（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