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进步与人性健全——评《黑洞·炼狱·流火——母亲三部曲》 [复制链接]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社会进步与人性健全
　　——评《黑洞·炼狱·流火——母亲三部曲》
　　彭加瑾
　　绍武、会林合作的《黑洞·炼狱·流火》（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以女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可以归入革命历史题材的范畴，但它的视角立意，显然超越了以往的革命文学、革命战争文学，而呈现出新的文化流向。
　　“黑洞”、“炼狱”、“流火”显然是三个具有象征性的意象。在“黑洞”里，我们的主人公鲍妤才刚刚踏入社会，便与心爱的丈夫一起被污浊的社会排挤到了偏僻的农村婆家。丈夫以为那是一个“桃花源”，至少可以过清贫而宁静的生活；但事实完全出乎他的想象。“家”不是温馨的可避风雨的港湾；乡村社会的落后、愚昧、偏狭，更像一只只魔爪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卡住他们的脖颈，使之窒息。丈夫王威，一个富有才华，胸怀报国大志的科学家终于丧生在自己家中，鲍妤的一切努力也随之成为泡影。丈夫弥留时只说了一个“走”字，鲍妤的人生选择也只剩下了一个“走”字。
　　我们可以想象鲍妤跳出“黑洞”而投身于革命队伍的喜悦与振奋；但同样，我们也可以想象鲍妤无法预料到革命队伍的复杂性。艺术家这一段落的描述，打破了“黑洞”段落传统的、顺序式的描述。时空交错，补叙插叙，时时以鲍妤的心理思维作为叙事的角度与线索，这一切都使“炼狱”篇更为摇曳多姿，沉郁深情。
　　小说刻画了韩县长与邬干事这两个形象。他们的可恨与可恶是明显的，他们不但迫害鲍妤无所不用其极，而且在没有任何理由与根据的情况下，他们早把鲍妤放逐到革命队伍之外了。仅仅是鲍妤的出身、社会地位、社会关系，不证自明她是敌人，是异己，是奸细，严酷的外部斗争环境，加上无端的内部猜忌与怀疑，鲍妤所置身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炼狱。
　　在“流火”篇里，鲍妤被置身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岁月，残酷的大扫荡，成为了考验人物最为严峻的铁锤。此时的鲍妤已经不同于以往，她不但是渐渐长大的孩子的母亲，而且已是担任着重要职务的干部。如果说兵工厂的建设相对而言还算是比较单纯的话，那么劝阻曹文轩降日与反扫荡，则更是一场场斗智斗勇、生死相搏的复杂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鲍妤的一个优势是与曹的特殊的关系，曹一直对鲍家感恩图报，但情感纠葛带来的另一弊端，则是她对堂弟鲍永怀的轻信与亲和。血缘亲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在严酷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中，它像一把双刃剑，或者帮助了我们，或者就伤害了我们。我们都生活在传统之中，为传统所浸染。社会发展需要承继优秀的传统，社会发展也需要扬弃某些传统。即使是优秀的、善良的传统，有时也要用得其所，否则也会造成意料不到的悲剧性的后果。鲍妤最终为了保护兵工厂，保护战友而壮烈牺牲，她以自己的死去换取了大家的生。人们始终牢记：还有什么比大姐给予大家的更多呢？很显然，鲍妤并没有给大家留下多少物质财富，她留给大家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人性，一种为母亲、为大姐的风范。
　　小说中，艺术家不止一次地写到，鲍妤对《共产党宣言》中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神往。个体的人性健全、自由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与变革应该是辩证的统一。个体的人性健全与自由发展离不开社会的进步与变革；同样，社会的进步与变革，也一定会体现在个体的人性健全与自由发展上。也许，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可以把改造社会的革命任务置于前列；但即使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仍然不应忘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不应忘记使他们的人性趋于健全。没有健全的、美的人性支持的革命也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说年青有为的王威不幸而惨死于“黑洞”，那么，作为革命者的鲍妤在“炼狱”中则经受了独特的“光明的洗礼”，虽然受尽了磨难，但毕竟升华了人格。在“流火”中，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最终完成了伟大人性的锻炼。作品副题为母亲三部曲，它一方面是社会革命风云激荡的结晶，同时又是中国知识女性人格健全、升华、完美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