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聂帅为发展我国科技事业的贡献 [复制链接]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缅怀聂帅为发展我国科技事业的贡献
　　刘华清
　　在1956至1966年这段“黄金时期”，非常可贵的是通过科研实践，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国防科技发展道路。聂帅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多次阐述过这个问题。我体会比较深的综合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发展科技富国强军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竭力发展科技和其他事业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富国强军，迅速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和被动挨打的局面。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1956年初，党中央发出“向科学技术进军”的伟大号召，正是适应当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迫切需要。
　　聂帅本人的经历，就是老一代革命家发展科技、富国强军的典型。正如他在《回忆录》中写的那样：“热爱科学，希望以此来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是我青年时期的夙愿。经过革命战争，人民掌握了全国政权，正是实现这种夙愿的好时机。我决心把我的后半生贡献给我国的科学事业。”正因为这样，1956年10月，邓小平同志就领导同志分工问题征求聂帅意见，当时有三个方案：一是当北京市长，二是继续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三是分管全国科学技术工作。聂帅当即表示：“我不想当市长，对科学技术工作我倒很感兴趣。我们国家太落后，也迫切需要开展这方面工作。国防工业与科学技术有密切联系，可能的话，将来兼顾也可以。”就这样，他很快就被任命为副总理，主管全国科学技术工作，并且一干就是十几年。1958年12月在全国地方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他指出：“科学技术必须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出发，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1959年12月，他在全国高等院校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国内外形势要求我们必须高速度地发展科学技术事业，而不是中速度，更不是低速度。”他正是怀着发展科技、富国强军的紧迫感，争分夺秒地抓好工作的。
　　我当时任舰艇研究院院长，曾亲历目睹从上到下，在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和老一代革命家的教育、带动下，焕发出来的那种强大的凝聚力和强烈的责任感，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努力为加速发展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作贡献的生动场面。组建六、七、十院，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条件更为艰苦，不少专业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硬是白手起家干起来的，两三年工夫就把研究院的架子搭起来了。
　　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
　　1956年聂帅主持全国科技工作不久，在他向周恩来、彭德怀写的《加强我国研制导弹问题的报告》的第一个问题中明确提出了“我们对导弹的研究制造应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该报告很快就获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批准。从此，“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就成为我国发展国防科技事业的一个基本方针。
　　1959年苏联政府毁约停援后，聂帅根据党中央的部署，立即在国防科技领域进行果断的调整，要求各研究院尽快开展摸透苏联武器性能和进行反设计工作，以期尽快转上自行研制的道路。1960年12月在国防工业部局厂三级干部会议上谈到军工生产问题时，他首先强调了“贯彻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的方针”；接着，他指出：“过去国防工业处在掌握苏联技术的阶段，苏联的帮助对我们是有益的，起了不少作用，但是部、局的领导却滋长了严重的依赖思想。资料是人家的，国内供应不了的材料和毛坯就向国外订货；有些关键材料和元件，苏联留一手，就依靠进口实物解决；技术关过不去，就请苏联专家。在形势变化了的时候，矛盾就暴露出来了，搞得很被动。我看这样逼一逼，倒是件好事情，我们争一口气，困难反而可以变为推动前进的动力。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这些困难，狠狠地抓紧，一个一个地解决，真正练出自己的本事，打下自己的基础，真正建立起完整的体系，一切立足于国内。”我们的“两弹一星”和核潜艇，就正是在这种“争一口气”精神的鼓舞下，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搞成功的，因而不少人当时将“两弹”誉为“争气弹”，把人造卫星称作“争气星”，将核潜艇叫做“争气艇”等等，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的研制成功，完全是自力更生方针结出的硕果，是自力更生方针的一曲凯歌。
　　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对于科学技术在推动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重大作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聂帅等，是我党老一代革命家中认识比较早的一批人。聂帅在青年时期曾目睹旧中国贫穷落后和被动挨打的局面，从而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对科技事业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在他主持全国科技工作期间，对此始终身体力行，孜孜不倦地进行探索，认真实践自己青年时期就怀有的这一夙愿。
　　在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聂帅等老一代革命家，都强调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要求瞄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前沿，实行迎头赶上的发展战略。这方面，当时发展“两弹一星”、核潜艇和计算机等尖端技术就是最典型的例子。1958年，党中央就批准研制核潜艇。虽然后来国家因暂时困难一度下马，但聂帅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要求我们保留技术骨干，重点对核动力潜艇总体等关键项目进行预研。正因为这样，当1965年3月核潜艇重新上马时，七院已经具备了型号研制的技术基础。上马不久，又遇“文革”动乱，正常科研秩序被打乱，不少技术领导和骨干挨批斗。面对当时的混乱情况，聂帅委托我抓核潜艇研制任务。我立即组织在京西宾馆开会，研究尽快恢复研制工作问题。记得当时一些技术领导和骨干是摘下“牌子”赶来开会，回去就立即投入研制工作，表现出强烈的事业心。同时，针对“文革”期间部分地区、单位停工、停产的状态，在我们的建议下，聂帅又以大无畏的精神签发中央军委《特别公函》，要求各地区、单位必须努力完成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尖端工程。正是凭着这样坚持不懈地工作和排除各方面困难的精神，核潜艇才搞出来的。
　　军队要抓科研管科研
　　聂帅对军队要抓科研、管科研的问题，历来十分重视。事实上，从1954年军委分工他主管军工和部队装备工作以后，多年来他一直代表军队在抓科研和管科研，不但抓“两弹”研制，而且抓常规武器发展；不但抓武器装备研制，而且抓国防科学技术的预先研究；不但抓任务，而且抓队伍建设和条件保障。国防科研工作，相当长时间是由聂帅领导下的国防科委组织管理的。
　　但是，作为武器装备直接使用部门的海、陆、空三军和导弹部队，相当长时间里主要忙于采购和使用管理武器装备，而对武器装备的科研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没有下力气去主动抓科研、管科研。不改变这种状况，对新时期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是不利的。为解决这一问题，1980年7月，总参在北京召开了全军装备规划座谈会。7月12日，聂帅就我军装备发展问题专门给我写信，讲了他对中国式武器装备现代化道路的一些想法，主要是两点：第一点，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引进少量关键技术为辅的方针；第二点就是讲军队要抓科研、管科研的问题。他指出：“明天的装备问题就是抓科研，全军要尽最大的力量来抓。在和平时期，我军除了做好政治工作教育部队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一手抓科研，一手抓训练。这都是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重要措施。军队要与工业部门密切协作，要抓科研，管科研。”他还讲：“军队不抓，谁来根据作战要求，提出旧武器装备的改进改型、新武器装备的创造更新？谁来根据规划，组织科技力量有计划地在改进、创新和预研方面去努力，从而加速我军现代化的进程？谁来提出新型号应有的战术技术指标，并进行论证、试验、试制等生产前一系列工作和审定？即使批量生产时，军队也应与生产部门密切联系，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保质保量生产出合格的装备。全军都要关心武器装备的改进和生产。”聂帅在这里，总结他多年的经验，对军队要抓科研、管科研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讲得非常深刻。
　　集中领导主力攻关大力协同
　　为了搞好大力协同，聂帅十分强调大家在集中统一领导下都要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1958年12月，他在全国地方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指出：“首先是要建立全国科学技术的一盘棋。要在全国范围内，把重大的、关键的科学技术工作，进行全面安排，把中央和地方的力量组织起来，共同完成具有全国意义的重要任务。”据此，聂帅按照全国的统一规划，把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国防科委和地方的科研力量五个方面军统一组织起来，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和长处，共同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不管你担任“主攻”任务，还是承担“协同”任务，都是为了共同实现国家的统一目标。这有利于各方面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共同完成任务。我们在发展“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等国防科技重点任务的过程中，曾得到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和有关产业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或抽调人员，或承担“攻关”任务，他们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搞好大力协同，聂帅还强调方方面面在工作中相互之间要紧密结合。1961年12月，他在国防工业部、局、厂三级干部会议上指出：要“搞好几个三结合，不断突破技术关”，“在工厂内部是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工人三结合；在工厂外部，是工厂、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三结合。就整个国防装备来说，还有一个使用、研究、生产的三结合。这对我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切为了使用，为了战胜敌人。”实行这几个三结合目的很清楚，是为了在统一目标下，发挥各方面的优势和积极性，共同做好工作。这一点，实际上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国防科研领域的运用和发展。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聂帅是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方面，他是我们的楷模。具体表现在：
　　爱才和惜才。当年在组建几个国防研究院时，聂帅真是到处收罗所需人才，常常亲自出马找有关部门商量，解决这个问题。如，为解决导弹研究院的技术骨干问题，1956年6月2日，他受周恩来的委托，邀请习仲勋、陈赓、范长江、黄敬、张劲夫、蒋南翔等33个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共同研究，并落实调来任新民、屠守锷、庄逢甘等30多名技术专家。我到舰艇研究院工作后，在聂帅的领导下，同样花了很多精力，到处选调技术骨干。
　　政治上充分信任。在“左”倾思潮泛滥的那些年，知识分子常常受到一些冲击。开始时，有些单位“政治审查”过于严格，保密制度也不够合理，使一些专家看资料受到限制，聂帅对此很生气。他说：“要人家做事，就要信任人家，尊重人家。难道中国专家还不如外国专家可靠吗？”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红”的标准又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出现批判“白专道路”问题。1961年，聂帅通过制订和执行“科学工作十四条”，才使这种偏向得到纠正。1962年，在广州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聂帅和周恩来、陈毅一起，代表党中央为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正确地估计了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基本状况。但是，“文革”中形势又有反复。聂帅预感到知识分子会再次受到冲击，心情很沉重。运动开始时他还能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如经过争取，在“文革”《十六条》中写进了保护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的内容；提出并经中央批准对几个国防研究院实行军事接管等等。当时他顶着急风暴雨亲自保护了钱学森等一批专家；有的自己保不了的，就及时报告周恩来，再由周恩来出面保。为便于了解情况，避免被动应付，1967年聂帅还派我参加由徐向前元帅任组长的中央军委文革领导小组。但在当时的背景和气氛下，是难以抵挡住那种“左”倾浪潮的。而且在批判所谓“二月逆流”后，聂帅更是自顾不暇和无能为力了。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聂帅的心始终是和科技人员连在一起的。
　　工作中大胆使用。这一思想在他主持制订的“科学工作十四条”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坚持让担任各级领导的科技人员有职有权，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多地出成果、出人才。“科学工作十四条”发布后，聂帅身体力行，模范地贯彻执行。他不辞辛劳，经常到基层单位进行调研。他所到之处，不断鼓励科技人员“又红又专”，树立“三敢”（敢想、敢说、敢干）、“三严”（严肃、严格、严密）作风，为国争光，多作贡献。
　　生活上关心照顾。聂帅多次表明：“我自己就是一个大管理员、勤务员，我自愿为科技人员和他们的工作服务。”在聂帅的带动下，当时在几个研究院兴起了“为科研工作服务和为科研工作者服务”的热潮。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努力做好仪器、设备、图书、情报资料等科研后勤工作；二是关心和解决科研人员的生活问题。这两方面都是为了解除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得以集中精力进行科研攻关和学习。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生活物品奇缺，科技人员当然也不例外。聂帅对此心情很不平静，最后他毅然决定向各大军区求援。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疆，人民子弟兵听到这个消息后，宁肯自己艰苦一些，也要支援为祖国科技现代化苦战的科技人员，于是纷纷运来鱼、肉、大豆、海带等食品。聂帅就此事关照国防科委：这批物资是专门给科技人员的，其他任何人不得动用。当时人们开玩笑，将这批物资称为“科技鱼”、“科技肉”、“科技豆”。此事使科技人员十分感动，感到聂帅真是“科技人员的贴心人”，从而更加激发了他们一心一意进行科技攻关的热情。
　　聂帅的为人，也是我们的模范。在我们多年的工作接触中，我深深感到：他既具有革命家和将帅的远见卓识、雄才大略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战斗不息、百折不挠、鞠躬尽瘁的一面，又为人厚道、表里如一、光明磊落、作风正派，具有长者风范的一面。在主持全国科学技术工作期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他刻苦学习、实事求是、谦虚谨慎、顾全大局、廉洁奉公等优秀品质。
　　在聂帅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们缅怀聂帅在发展我国国防科技工作方面作出的丰功伟绩，应该清醒地看到当今世界范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倾向明显抬头，世界并不太平。我们应该以聂帅等老一代革命家为榜样，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加快发展科技、富国强军的步伐，加强国防，迅速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才能不受人家欺侮，才是我们的根本出路。虽然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肯定还会遇到不少艰难险阻，但只要我们紧紧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沿着党的十五大指引的方向，像聂帅那样不畏困难，敢于斗争，沿着他探索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防科技发展道路开拓进取，努力攀登，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工作的新局面。
　　（刘华清同志为纪念聂荣臻元帅诞辰100周年，撰写《沿着聂帅指引的国防科技发展道路，攀登新高峰》一文，收录在《聂荣臻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这里摘登的是该文的第二部分，题目为编者所加。———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