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首甘为孺子牛 两袖清风为人民——忆“星火司令”杨浚 [复制链接]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俯首甘为孺子牛 两袖清风为人民——忆“星火司令”杨浚
　　朱丽兰
　　1978年3月，我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杨浚同志也就是这时离开了他奋斗30年的化工界调到国家科委（现科技部，下同）工作的。1986年6月，我从中科院化学所调到国家科委工作时，他是国家科委副主任，并已经是著名的“星火司令”了。
　　我到国家科委后，组织上让我分管863计划（即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主要面向国际，跟踪国际高技术发展趋势，发展我国的高技术。杨浚同志分管星火计划，主要面向国内，向广大农村和中小城镇开发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我们两个一个抓高技术，一个抓先进适用技术，协助宋健同志管理科技工作，配合得很好。
　　杨浚同志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与杨浚同志一起工作期间，我向他学到了许多有益的东西。
　　杨浚同志思考问题与干工作总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80年代中期，我国经过数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取得很大发展，但很多农村地区尤其是山区还相当贫困，甚至连温饱也解决不了。杨浚同志认为，农民若连眼前的生计都无法解决，怎么去热爱科学技术呢？所以，首先得解决农民当前的生计问题。为此，1983年他在一次山区开发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科技要进山，政府对贫困山区的扶贫开发要变“输血”为“造血”功能，增强贫困山区的自我脱贫和发展能力。资源加技术就是财富。1983年底，经国家科委党组同意，他亲自给当时的副总理万里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方毅同志写了《关于科技进山，振兴山区的报告》，其中的很多思想为以后星火计划的出台作了前期准备。
　　1985年春，中共中央颁布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当年秋天，杨浚同志与当时已出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和副主任吴明瑜同志共同提出了实施星火计划的设想，很快获得国务院批准，并写入1986年的中央1号文件。
　　杨浚同志认为，科技成果不能为广大农民所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适用技术的开发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所谓适用化开发，就是把一项实验成果适用化、风土化，变为切合当地条件和群众当前接受水平的形态。”他常常这样说。因为当时正是排球热，群众创造性地将排球上的“短、平、快”术语拿来称呼适用技术（即技术商品化周期短，与中小企业技术水平相适应，取得经济效益快的技术）。为了了解农民的需求和农村的资源优势，让农民尽快掌握“适用性”技术，杨浚同志坚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杨浚同志一再强调，星火计划所开发的“短、平、快”技术虽然绝大多数不是“高、精、尖”技术，但也决不是低技术，决不搞大跃进时代的“小、土、群”。“短、平、快”技术应是先进的适用技术，具有小型化、专业化、现代化和高效化的特点。当时，杨浚同志要求，星火计划在安排技术开发项目时，必须同时注意环境保护和坚持卫生标准。这在我国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早期体现。现在回过头来看，杨浚同志亲自选定的100多项第一批星火计划项目没有一个失败的，有些现已发展成很大的规模，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星火计划产生于改革的年代，因而要实施好星火计划，也要用改革的观念、改革的思路去组织。在经费明显不足的情况下，杨浚同志强调，星火计划要长期坚持下去，就要不断加强自我发展能力，不能躺在国家身上光向国家要钱。他主张，以贷款、自筹、国家适当引导这样一个原则来发展我国的星火计划。正是杨浚同志这一思想，使星火计划较早地步入贷款这一市场经济的管理水平，开创了我国科技与金融结合的先河。截至1995年底，用于星火项目的银行贷款为321．9亿元，占总投资的34．3％。
　　杨浚同志非常重视干部和人才的培养。他认为，星火计划要长期坚持下去，就必须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星火计划在刚启动时，就把人才培养作为其三大目标之一，联合有关部门和单位共同在全国农村开办短期培训班，加强对农村知识青年的实用技术培养和经济政策的教育，使之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科技带头人和基层干部。在他的亲自关怀下，现在全国各地已建立60多个国家级星火人才培训基地，累计培训技术人才、管理人才4700多万人次。这种以人为本，强调技术骨干和管理骨干，强调带头人作用的思想，现已渗透到科技工作的方方面面。
　　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召开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江泽民同志总结的五条宝贵经验中有一条是“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自科技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科技工作在面向经济建设方面应该说成绩不小，但有一段时间，我们比较注意面上的工作，重点太分散。1990年，杨浚同志及时提醒我们，科技工作要注意抓重点。他认为，国家科委在抓星火计划时，除了抓政策和规划的制定外，还应抓一些“重中之重”的项目，其他科技计划也是一样。“重中之重”的概念是杨浚同志针对我们工作缺点第一个提出来的，切中时弊。尽管当时有人对此用语有微词，但这一抓重点、集中力量干大事的思想很快为大家所普遍接受，只可惜我们没有很好地坚持。
　　杨浚同志非常重视依法行政。80年代末，尽管我国有了《专利法》、《技术合同法》（现已融入《合同法》）等科技类法规，但他始终认为，那些法规只是某一个方面的法规，为确保我国科技工作的健康发展和有法可依，应该有一部科技工作的基本法。1990年，在他任全国人大常委期间，他与170多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了制定《科技进步法》的议案，获全国人大同意。经过几年的共同努力，此法于1993年正式颁布实施。
　　杨浚同志在世时，我每次到他家里去看望他时，总能看到他书桌上摆着一头牛的雕塑。杨浚同志正是以“孺子牛”的精神来勉励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一生淡薄名利。在他们家除了一架钢琴略显“奢侈”之外，剩下的一点现代化气息就只有那80年代初购买的一台21英寸彩电！可谓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将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眼下，正当我们努力贯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我们更有理由来纪念新中国大型化学工业的开拓者和杰出的科技管理领导者———杨浚同志！从1948年到1978年，杨浚同志在国有大型企业干了30年，此后又在科技战线奋斗了20年，功勋卓著，连周总理都称赞杨浚同志是个既懂专业又会管理的好干部。
　　1948年杨浚同志任沈阳化工厂厂长时，就在厂内实行岗位工作制，岗位和工资挂钩，并提出了车间经济核算制。经过不到两年的恢复与发展，沈阳化工厂就由殖民地式的工厂变成为以电解食盐为基础的我国第一个综合利用的化工工业联合企业，为国家提供了一批急需的化工产品，培养了一批化工人才，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各大化工基地的骨干。
　　1970年至1978年间，杨浚同志在北京石油化工总厂（现北京燕山石化公司）工作。其间，他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提出引进30万吨乙烯装置，力主我国发展大型石油化工，而不是走油头化尾（即利用炼油厂的尾气生产化工产品）的道路，且从我国国情出发，采用轻柴油为原料，而不是石脑油。采用轻柴油为原料的大型乙烯装置，当时在世界上还是首创。杨浚同志亲自带队出国考察，制定方案，组织指挥攻关和建设大会战，“四烯”（即乙烯、丁二烯、聚丙烯、高压聚乙烯）开车一次成功，创造了我国大型项目引进、消化、吸收与创新的成功范例，对我国石油化学工业的大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按专家的话说，现在在国际上，30万吨乙烯还算是大型的，跨世纪也不算小。我国的石油化工现在大约排名世界第十位，应该说与杨浚等同志的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密不可分。
　　因此，我认为，新中国50年成就中有杨浚同志的一份。今天我们纪念杨浚同志，就是要学习他高瞻远瞩，胸怀全局，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的政治胸襟；学习他实事求是、注重实践、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作风；学习他注重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积极探索、勇于开拓、锐意创新的工作作风；学习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科学的良好品德；学习他严以律己、清正廉洁的良好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