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建筑遗产：一个“脆弱”的话题 [复制链接]

第5版(大地周刊)
专栏：

　　乡土建筑遗产：一个“脆弱”的话题
　　陈志华
　　1999年10月，ICOMOS大会（关于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的国际议会）在墨西哥通过了《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这表明各国的有识之士看到世界文化、社会、经济在转型过程中的同一化倾向，感到乡土建筑遗产的存在已经十分脆弱，因此特别通过这个宪章来加以挽救。就我们国家的情况而言，尘烟四起的大拆大建使乡土建筑面临着更加紧迫的危机。有些地方，几天之内就可以消灭掉一座有几百年历史文化遗存的村落或者小城镇。北方某省有一个村子，1986年被定为省级文保单位，1989年为建“小康文明村”，把魁星阁、文昌阁、文庙、圣庙、真武庙、两座焚帛炉和三座宗祠都拆掉了，理由是“不文明”。南方沿海某省，三年前也铁了心要搞“小康文明村”，用推土机、挖掘机、铲车等等现代化机械轰轰隆隆把公路边的老村子一扫而光，里面就有已经申报为历史文化名村的。用如此野蛮的方法能建设“文明村”吗？近年来，“城市化”大潮风起云涌，而且要求加快速度，“三年大变样”。这种脱离客观的历史进程，主观地拔苗助长的“城市化”，势必要给乡土建筑带来一场大灾难。乡土建筑遗产真的是“非常脆弱”。
　　我们并不主张不加分别地保护许许多多乡土建筑遗产，而是主张保护一些“有典型特征”，携带丰富历史信息，建筑质量较高、还侥幸保存着建筑的多样性和建筑系统的完整性的聚落。这样的聚落过去不少，现在已经所剩无几。精选一些保护起来，本来并不困难，问题主要是各级政府的认识难以和国际文化潮流“接轨”。
　　说到保护聚落，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把村子的整体当作乡土建筑研究和保护的对象。《宪章》也有同样的“保护原则”：“乡土性很少通过单幢的建筑来表现，最好一个地区又一个地区地经由维持和保存有典型特征的建筑群和村落来保护。”我们的看法是，乡土建筑的存在方式是形成聚落，各种各样不同类型、不同功能、不同性质的建筑在聚落里组合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个系统和乡土生活、乡土文化相对应，是一个有机体。一幢乡土建筑只有在这个系统里才具有最充分的意义，发挥最大的价值。聚落就是乡土建筑的分子，具有乡土建筑的基本结构和全部特性。因此，只研究和保护聚落中少数几幢特殊的建筑物而不保护聚落的整体，就会失去大量的历史信息。乡土建筑是“社会史的记录”，只有聚落的整体才能完全地拥有这种功能。
　　保护一个完整的村落，包括它的“天门”、“水口”，特殊情况下还要保护它的茔地，那远远比保护孤立的几幢房子困难得多了，不过也不是不可能，关键在于选点、规划和设计。规划的难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一个是保护与生活发展的关系。地方官员也好，村里的居民也好，几年前还根本想不到保护，现在听到一星半点儿消息，有时也想保护了，但想的不是真保护，而是“开发旅游价值”，立竿见影地赚钱。于是就不免急功近利，搞短期行为。南方一个村子的支部书记，说起前些年拆掉大宗祠卖木料的事，非常后悔，对我们说：“那些古建筑都存在就好了，旅游赚钱就像地上捡烧饼。”连不少全国性的“文化学术类”报纸，在介绍哪个哪个新发现的古老村落的时候，也只说它们是旅游资源，还从来没有一次说过它们是文化资源。
　　将旅游开发放在第一位，还是将保护乡土建筑的“文化价值和传统特色”放在第一位，对规划工作具有“方针性”的影响。《宪章》强调，“乡土性不仅在于建筑物、构筑物和空间的实体和物质形态，也在于使用它们和理解它们的方法以及附着在它们身上的传统和无形联想。”现在我们就面临着两种“使用它们和理解它们的方法”。南方某省有一个村子，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后裔的最大聚居地，1997年春天刚刚被批准为第四批国家级保护单位，地方长官立即就把它中心的一口池塘填掉了一半，伪造了一个“太极”，给村子编了个“八卦”的故事。这位“长官”说，为了开发旅游，可以“无中生有，虚中生实”。于是，附着在乡土建筑身上的“传统和无形联想”被严重地歪曲了。
　　应该如何解决乡土聚落的保护和生活发展的矛盾呢？有很大一部分聚落，最好的办法是用放弃来保护它们，就是说，另建新村以保旧村，也就是说，承认在这些聚落里没有多少容纳生活发展的余地，尽管这村子有非常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我们绝大多数村落，生活质量很差，住宅是用半永久性材料和非永久性材料建造的，采光、通风、防寒、防火水平很低，没有合格的卫生设施，更不能适应家庭改型后新的生活方式。村子的公共设施很少、很落后，缺乏医院、商店、服务行业和休闲娱乐场所，机动车难以出入，下水排放很原始。有一些问题经过努力可以有所改善，有一些则几乎不可能。如果为了提高居住质量，大幅度更新住宅和村落，那就完全失去了保护的意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另辟新村是保护作为文物的乡土聚落的最佳的甚至唯一的方案。
（附图片）
　　福建永安安贞堡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