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城乡农业合作社逐步改进了劳动组织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望城乡农业合作社逐步改进了劳动组织
熊达
从湖北省浠水县望城乡农业生产合作社创办三年来的情况来看，劳动组织不断地改进，生产效率才能不断地提高。但是，改进劳动组织要根据可能的条件和生产发展的需要，一步一步地进行。每次改进，都要使社员觉得方便可行，要对生产有利。只有这样，才能使农业生产合作社真正显示出集体生产的好处。
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一九五二年春天成立的。刚建社的时候，全社只有十二户，二十四个劳动力，七十多亩田。从户数和田亩看来，同一般的互助组差不多。当时的劳动组织很简单：生产不分组，土地不分片，活路统一安排，每天排工，每天记分。大活伙起来做，小活分开做。像挑塘泥、插秧、割谷等农活，需要人力多，就把劳动力集中起来做，薅田、锄麦等农活，用不着集中，就临时分工做。他们还按每个人的体力的强弱，生产技术的高低，适当地分了工。在劳动计算方面，按各人的体力强弱，生产技术高低，评出底分。本来说是要实行“死分活记”，结果评起来太麻烦，行不通，还是“死分死记”。这些办法在当时看来是比较合适的，社员也觉得方便可行。这一年，社里劳动效率提高了，多积了肥料，修了九口破塘，抗住了旱灾，还经营了十三口藕湖。社里得到了空前的丰收，农业总收入比一九五一年增加了三成多，副业收入差不多要增加两倍。十二户社员，家家都增加了收入。
在社的生产活动中，社员们渐渐感觉到了“死分死记”的办法不合理。有些活，社员们都是一样做，劳动效果也差不多。但是评九分底分的人劳动一天只得九分，评十分底分的人，老是得十分。因此，评九分底分的人很不满意，气呼呼地说：“我就做九分的活！”劳动积极性不高。对于生产有特殊成绩的人，也没有加分，这就不能进一步鼓舞他们的生产情绪。
秋收以后，社扩大到了二十七户，有五十六个劳动力，田地也加多了，社员分住在十个湾子里，改进生产管理就更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了。他们经过讨论决定把土地划成几片，把劳力划成几组；把各种农活包给各组，各小组再实行“死分活记”的办法，计算劳动。
在开始酝酿划片分组的时候，社员中有很多思想顾虑：有的生怕本组分到了不好的劳力、土地、耕牛、农具，将来生产搞不好；有的对分组认识不清，认为分组就是分了家，以后彼此不来往，生产有困难不好克服；有些劳动力差的社员怕包工以后，要“硬过硬”，拖不过来。社长饶兴礼等针对这些思想进行了解释。说明分组划片是为了管理方便，防止窝工，进一步搞好生产，不是分家，以后那一组有问题还是要由社里统一解决。并且教育大家要为全社着想，为生产着想；不要光顾自己不顾别人。这样一来，社员的思想顾虑打消了。大家一致赞成分成三个生产组。分组的办法是：先分劳动力，再分田，最后分耕牛、农具。田地根据劳动力的底分分配；耕牛、农具就按照生产的需要来分配。劳动力强弱，生产技术高低，耕牛、农具好坏，在分组时注意搭配，做到公平合理。
分组问题解决以后，社员又提出个新问题：
“分组生产以后，有些组的工分评得高，有的评得低，有的组做得细致，有的组做得毛糙，怎样办呢？”后来经过大家讨论，决定采取“包工定质”的办法。就是在每一段农活到来以前，由社员民主评议，把每样活评一下，看那些活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要多少工。比方插秧、插“五、八寸”，一亩田要用两个工，就评二十分；普通一亩田从插秧到秋收，在平常年景，需要十个半工，就评一百零五分。不好做的田，工分就评多些。根据这个标准，把各组的活评出分来，包给各组。拖长了时间，社里不给加工分；质量做得差，要受到批评，还要扣工分。做得好的提出表扬。达到了质量标准而实际费工比包工少的，还是按照包工算报酬，作为奖励。不成件的和不能预定用工多少的活，像抗旱、摘豆、开稻场等，就采用“底分活记”和“按件包干”的办法。
实行分组包工的办法以后，社里的生产管理有很大的改进。生产组长的责任心加强了，他们随时计划搞好组里的生产。社员也摸到了底，多做活就能多得报酬，生产积极性也提高了。各组之间还开展了竞赛。
在生产活动中，渐渐地又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个组和那个组之间，由于社员的劳动态度和耕作技术不一致，产量有高有低。秋收分配的时候，彼此就闹起意见来。
一九五四年春天，社又扩大到六十九户。原来的劳动组织形式，更不能适应生产需要了。老社员都提出意见，要改进劳动组织。管理委员会根据社员的意见，把社划成五个田间生产队，一个副业生产队和一个菜蔬组；并且试行“包工包产制”，规定每亩田的常年产量，超过产量的给以奖励，没有达到规定产量的，由各队赔补。在实行“包工包产”以前，有些新社员说：“莫下力做，将来增产了还不是六十九户分，我们又不能比别人多得些！”实行“包工包产”以后，大家觉得活做好了能得奖励，做不好要赔，生产劲头高了。在几十年没有人问过的小水壋里，也挑起了三百多担泥肥；有的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搞肥料。
后来，在插秧期间，又创造了“抓三头”的办法（抓农活，抓时间，抓社员自报劳动日），包工做得更加细致了。例如：从五月三日到十三日十天当中，正是插秧的季节；就计划抓住这段时间把秧插完。在同时，还有很多活路，像搭岸、撒粪、种豆、栽高粱、栽甘蔗、补种棉花等，也把这些农活计划出来，不让一件丢掉。然后看总共需要好多工，再让社员自报自己在这十天当中能做多少，每个队能做多少，看全社的劳动力是不是能做完这些活。如果劳动力不够或者多余，再想办法。把这三头一抓，从生产队到每个社员，心里都有了底。社干部领导生产也主动了，社员“混日子”的思想也逐步消除了。
实行包工包产以后，生产又提高了一步。但是，在包工当中也还有些问题。当时包工没有分工种，分等级，只是按做活所需要的“工”（工作日）包的。重活做一天也是十分，轻活做一天也是十分。难做的活和容易做的活，需要技术的活和不需要技术的活，也没有区别。秋收时候，社里学习了东北一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采用了“定额计件”的办法。这比原来他们采用的包工办法更细致些。这办法是：把每样农活预先评出定额来。比方割谷，一个普通劳动力一天能割一亩二分五厘田，就算一个定额；一个普通劳动力一天能拣二十斤棉花，这也算一个定额。再按活路轻重难易，技术高低，评出每个工种的等级来。像犁田，人很受累，又要讲技术，算一级工，完成一个定额就得十分半；拣棉花比较轻松，又不要多大的技术，算五级工，完成一个定额就得八分半。割谷算二级工，完成一个定额得十分。社员把这种办法叫做“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活，做什么活得什么报酬”。这样做，又大大提高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由于实行了“定额计件”的办法，样样活路都评出了定额，就能够很细致地分工分业。在冬播期间，有的人犁地，有的人耙地，有的人开沟，后面接着下种、上肥、浇水、盖地，各人管各人的活，互相配合，生产效率提高了两三成。
包工包产是一个复杂的工作，牵涉到的问题很多，要求各方面的工作都能跟上。望城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目前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会计工作，按照包工包产的要求，在生产投资、使用劳动力等方面，都应该有清楚的账目；哪一队哪一种作物投资多少？用了多少劳动力？都应该计算清楚，记载清楚，以便检查。但是，社里的账目仍很混乱，棉花下的肥料和稻谷下的肥料分不清，那一些田究竟用了多少劳动日也看不出来。因此，在分配收益时，社员很有意见。减产的队的社员不服气地说：别队产量高是因为本钱花得大。这些问题还需要很细致地研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