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杂文当作事业来做——缅怀胡昭衡同志 [复制链接]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把杂文当作事业来做
　　——缅怀胡昭衡同志
　　士杰
　　胡昭衡同志去世整一年了。没想到这位投笔从戎、革命战斗一生的老人，离休后又“从文”，人生的最后一站竟是杂文。
　　1985年末，北京市杂文学会成立，胡昭衡同志被推举为会长，他时年将满七十一周岁。担任会长十余年来，他殚精竭虑，不知倦怠，为学会工作付出极大心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何以如此？用昭衡同志自己的话说，我是把杂文当作事业来做的。
　　事实上，无论从社会需要抑或个人志趣来讲，胡老之于杂文，可谓闻道在先。1933年在北京汇文中学读书时，他就参加了“左联”。之后考入北大，他曾与同班学友刘祖春躺卧在北大二院的草坪上，面向夏夜星空，共话对文学的挚爱和憧憬。“一二·九”运动期间，他连续撰写五则《补白》，刊登于《北大周刊》，发出热血男儿的愤怒呼号，奏响救亡图存的强音。卢沟桥事变击碎了青年胡蛮（胡老曾用名）的文学之梦，他毅然奔赴革命根据地，成为八路军中的一员。说是投笔从戎，其实这话对他只说对一半。风餐露宿，戎马倥偬，他仍旧写诗，写小说，写通讯，写时评，写战地日记，从未放下手中的笔。六十年代前期的胡昭衡，已经担负省市级重要领导职务，在政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撰写《老生常谈》专栏杂文，并且成书出版，颇有社会影响。“文革”伊始，就是这本《老生常谈》，被诬为“《燕山夜话》式的大毒草”，作者也因此被“打倒”，失去自由十多年。平反复出以后，他照样痴心依旧，笔耕不辍，又有厚厚的《老声新弹》问世，接着还有《老干新枝》。昭衡同志与杂文结下不解之缘，以至构成其整个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甘愿做一个闲职不闲的杂文学会会长，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杂文作者以社团形式组织起来，建立学会、协会或研究会，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现象。这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也说明时代需要杂文。杂文或短或长，自然还要作者自己一字一句写来，但因有了杂文组织，得以同气相求，同道为谋，交流信息，切磋技艺，局面就大大不同。这对于壮大杂文作者队伍和繁荣新时期杂文，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其间，凝结了罗竹风、高扬、胡昭衡等几位老同志的心血和智慧，胡老问事更勤更多。
　　胡老的杂文创作思想，概括地说，就是继承鲁迅杂文的传统，扶正祛邪，扬清激浊；重视杂文的时代性，因势流变，开拓创新；为改革开放助阵，振兴杂文服务于振兴中华；坚持“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倡导大目标下杂文体式风格的多样化，等等，是胡昭衡杂文思想的要义，并保持了可贵的坚定性和一贯性。他鲜明地张扬杂文的党性，强调杂文要“补台”，又说杂文是“盛世危言”，决不可粉饰太平。
　　根据笔者的闻见，他对党内及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嫉恶如仇，常以“孤陋寡闻有益健康”的愤激之语出之，表露出深沉的忧虑；但他又始终坚信党和人民的力量，认为办法总比困难多，希望杂文能助力于匡正时弊，拒腐防变，有益于世道人心，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尽可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把杂文视为一项事业，这个事业必得有人来做，人愈多就愈好。为了杂文事业后继有人，在多年的杂文学会及联谊会活动中，胡老不仅尊崇老年，倚重中年，而且殷切地寄希望于青年。许多中青年作者出版杂文著作，每每请胡老作序，他几乎是有求必应的。在晨曦中，在夜阑时，老人戴着花镜，认真阅览品味，伏案写下读后感。这要耗费体力和脑力，然而他很愉快，他说，这是吸取营养，是学习的好机会。翻阅胡老留下的原稿手迹，有钢笔写的，有毛笔写的，上面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密密麻麻，圈圈点点，不知用去了他多少心血和汗水！
　　1997年以后，已入耄耋之年的胡老，健康状况欠佳，体力和精力都有别于先前。走路也不很方便，出门要倚杖而行。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个会长要由别人来做了。于是杂文学会进行换届选举。对于老人的这种认真精神，我们深受感动。
　　努力把新时期的杂文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这是后来者对这位前贤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