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卞公，忆“激情” [复制链接]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送卞公，忆“激情”
　　李景端
　　一代诗人、翻译家卞之琳走了。奇怪，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脑中涌现的不是此刻通常都有的故人仙逝的伤感，而是蕴藏在卞公身上那种极富激情的印象。这不仅因为他寿高九十而终，按民间说法，可算作“红白喜事”；更主要的是，在我的记忆里，卞之琳与“激情”两个字，仿佛早就结下难解之缘。貌似内向稳重的卞公，其实是位感情极为丰富的重情人。
　　他是一位诗人，当然先从他的诗论说起。卞公无疑是我国新诗运动的一位先驱者，更是吸收洋诗最早的倡导者之一。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同郑振铎一起，编《新诗》月刊，办文学季刊，很开放地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在翻译方面，他认为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标准，是“教条的无稽”，他断言，单从文字来讲，外文诗歌是不可能翻译的，只能凭译者的理解，去“刻意追求形式的近似”，而要达到这种近似，就必须使译者有一种能融入原诗意境的那种激情。对他所说的这种“激情”，起初我还似懂非懂，后来有件事帮我做了注释。
　　还在八十年代，有一次卞公的一位老相识、上海的资深英语教授，写了一篇批判卞译“莎剧”的文章，指出其中的不少误译。此稿先投给上海某杂志，该刊考虑卞公是《译林》编委，就转给《译林》。因为此文用词很严厉，我不敢贸然处理，趁赴京之便，先到卞家征询卞公的看法。他一听不但没怒，反而乐呵呵地说，我同他是老相识、老对头了。他教英语，只知道凭字典、对语法来看翻译，要知道莎士比亚的台词是诗，而诗是要用心、用灵感、用激情来表达的。看了莎剧不动情的人就别想译莎剧。他只挑我文字上的不对应，而我讲究的是达意和形似。他的文章你可以登，但有个条件，你也要同时登我的反驳文章。当时因为怕引起“笔墨官司”，我只好“和稀泥”两边都不登，但卞公的“激情”说，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做学问如此，对朋友也是这样。1991年我在北京举办“穆旦学术研讨会”，会前我向卞公汇报了这项活动，他听后迟迟没有吱声，我正诧异，他才缓缓十分动情地说，良铮（即穆旦）是个人才，受了这么多年冤屈，亏得你们还想到他。他的诗风也是以情见长，他的译诗，既有洋味又不洋化，这一点我们两人很相似。那一天，他对几位“九叶诗人”都说了不少话，兴致高时还从书柜抽出书来朗读了几句。以往只以为他沉默寡言，这一次才看到他如此动情地来评述故旧的成就。
　　1987年我同卞公一起在香港参加“当代翻译研讨会”。一天晚上，几位香港文人想约卞之琳、王佐良、戴镏龄和我等几个人去吃消夜，还说与会的一位台湾教授也要参加。起初我怕卞公年纪大，劝他不一定参加，但他一听说有港台的同行在座，激情又来了，说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交流，我一定要去。
　　卞公一生九十载，人们可以为他画很多种像，我却独画他激情的这一面。这也许有点以偏概全，但他确是我心中真实的卞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