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为新闻助飞争分夺秒，追求时效，更新、更快、更准确地把世界大事报告给读者，是国际报道记者永远的目标。往日梦想成真，而今又有新梦。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电信为新闻助飞
争分夺秒，追求时效，更新、更快、更准确地把世界大事报告给读者，是国际报道记者永远的目标。往日梦想成真，而今又有新梦。
本报记者 孙东民
如果把真实比作新闻的灵魂，时效就是新闻的生命。没有时效，不称其为新闻。在与20世纪说再见时，新闻记者最感欣慰的是人类告别了“铅与火”，迎来了“光与电”，好风凭借力，信息技术为新闻传播插上腾飞的翅膀。
　　记得80年代初，报社要我去日本做记者时，同行曾称羡地说：“在日本做记者多好，那里资讯发达，又不必为传稿的事操心。”
　　同行的话是有感而发，那时驻外记者的通讯条件普遍较差，都为如何往国内传稿犯愁。
　　那时报社驻外记者的传稿手段一般是发电传，电传都不能发的地方是通过邮寄飘洋过海，稿子到了编辑部往往事过境迁，见报时便标以“航讯”。所谓电传，少数记者是用英文发稿，家里译出的文稿洋味十足。多数是在稿子写成后，翻成拼音字母送到电信局传回。外国人不懂拼音，如同天书，也就是照葫芦画瓢。电报局派人把稿件送到编辑部，由编辑再译成中文稿，劳力费神不说，遇到不熟悉的人名、地名、同音不同字，还常闹笑话：“均势”译成“军事”，“居室”变作“居士”，“语句”成了“雨具”。
　　听前辈们提起，五六十年代的发稿条件更差。1950年曾作为战地记者赴朝鲜采访的李庄（原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回忆道：“战地通讯万分困难，军用电台不传新闻稿件，山野间谈不上商业性邮电，唯一的办法就是托人从汉江带到鸭绿江北的我国边境城市丹东，再从丹东寄往北京。一般是中午听说有人回国办事，下午到附近山坡上寻一岩凹隐蔽处赶写通讯。当时还没有圆珠笔，都用钢笔写作。天寒地冻，只能用口中热气化冰，随呵随写，进度很慢，心急如焚。”著名国际报道记者潘非50年代后半期常驻英国，他的助手李红和苏兰上任时要带上电码本，每天的要紧事就是照电码本把稿子写成电码，再拿到电报局打孔发出，有时忙到夜深还完不了。电报发到总编室模写组，还要再译成中文。电码每4位数一组，每组一字，汉字填入空格处，一篇千字的新闻稿需要电报纸一大摞。直到70年代，驻外记者的发稿方式还是五花八门。报道国家领导人的出访活动，有时要通过电话，边喊话边录音，遇到关键段落，重点字句，就要特别说明：“胡是古月胡的胡，列是列宁的列……另起一行……句号，引号……”要是线路不好，一篇稿件下来，前方喊哑了嗓子，后方也精疲力竭。记者感慨：传篇稿子真比写稿更难。
　　再说日本，东京的通讯条件虽然相对好些，东京的国际电报局开始有文传业务，能传送图形、表格，但那时文传机在日本也是新鲜玩艺儿，价格不菲，一般企业把它视为“高岭之花”。到东京后，我起初还是到电信局领取专用稿纸，花个把小时把稿子填到文传纸上，再到电信局排队发稿，往返要两个小时。至于何时发出，是否清楚，家里有无收到，心中全然无底。为了节省费用，每次都写成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到了1983年，报社与记者站通了直拨电话，通讯条件改善。同年，开始为驻外记者安装文传机。东京记者占天时地利，我算是报社第一个在记者站用文传机发稿的驻外记者。试机那天，我十分兴奋，紧张地等待传输效果，直到家里说：“稿子收到了，很清楚。”那时还是搞不明白：大篇大篇的文字，怎么就能通过电话线，而且还要越洋传到北京去的呢？
　　八九十年代，信息革命的大潮在中国涌动，其变化之神速不让诸国。记得1984年回国休假时，在北京打一上午电话，能拨通两个就算不错。过不了几年，全国电话普及，我山东老家的乡亲们家家安上了电话，听起来如同市内。80年代末，人民日报彻底告别了“铅与火”，迎来了“光和电”。开始用计算机排版，印刷，用卫星传输版面。贾师傅对我说，以往最熟练的排字员排千把字的稿子怎么也得个把小时，现在用电脑录入用不了10分钟；有本事的老编辑像李芾，拿着稿子就能准确计算版面，不用倒版，如今用飞腾软件电脑排版，真是自由自在。迁入报社新建的智能大楼在即，编辑记者在终端机上编写稿件，又将告别笔与纸。以往被驻外记者视为宝物的文传机正在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便携式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全球通手机，从万里之遥的现场，可以瞬间把有关稿件、图片发到编辑部。
　　分秒必争，追求时效，更新、更快、更准确地把世界大事报告给读者，是国际报道记者永远的目标。人类不断创造新文明，文明推动人类进步。往日梦想成真，而今又有新梦。谁敢说，一种听则闻其声、嗅则识其味、读则见动画的新型报纸不会在新世纪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