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喝住他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小品文

应该喝住他
彭定安
一九五四年春节，辽宁省辽阳县鸡鸣寺村的首户刘家搬进城的消息，在村子里很引起了一些猜测和议论。老刘头的儿子，辽阳市、县粮食局代理副局长刘志忠特地回来安排搬家事宜，更在人们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旧历正月初一晚上，刘代理副局长向村邻们宣布：“我们家搬进城去啦，咱们村没有互助组，又没有合作社，地给你们种吧。还能叫你们吃亏啦，秋后给点也行，不给也行，要给就‘二八’租吧！”
在座的农民心里明白：这番话里最重要的是末尾一句话。这次刘家搬家进城，屋边的园子地要了一石租；门前的四亩地雇工经营；这十四五亩土地还能白给种啦！再说，种他们的地不给租还行啦，老刘家是什么人家！
但是他们想不透：为什么在这时候老刘家要搬到城里去？于是有人议论开了：
“都说总路线好，合作化好，可是老刘家却吓跑啦。”
“他真是穿新大布衫走老路！”
这个比喻是有道理的。这是说刘志忠虽然是共产党员，政府机关的干部，曾经宣誓过“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但在家庭里，却帮助他父亲投机取巧，走富农的路。这样说有根据吗？有的。让我们看看事实吧：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刘志忠，一个中农的儿子，参加了革命工作。他在辽阳县亮甲区政府当财粮助理。在他参加革命的第二年——一九四八年，他就动用公款，帮助了家庭投机倒把。第三年他当上了副区长，有了职权。靠了这职权，他便在帮助家庭的“事业”上创造更大的“成绩”：
他的父亲提议在亮甲区政府所在村开大车店兼卖杂货。他同意了，而且提出这样的方案：为了避人耳目，父亲仍在家种地，和人合股，由别人出面开店。
“有我在区上工作，谁还能给亏吃呢！”他说服了他的父亲。
于是择吉开张，生意相当兴隆。开张一个来月，一个供销合作社成立了。店里人认为这很“有碍”自己的买卖，于是跑到区长那儿去诉“苦”：“合作社一成立，咱买卖受影响。”刘志忠安慰商人说：“不要紧，我们可以扩大股金，招满五十户也可以变成合作社名义。”于是商人们照办了。刘副区长接着又出计谋：以副区长的身份给私商拉主顾，叫私商先来个贵买贱卖，等主顾拉到后再反过来贱买贵卖。这叫做“欲进先退”。这方法的确见效，主顾拉到一些了。但不顾“血本”地后退，退了一两个月，等不到回头来反咬一口，自己却把买卖弄垮了。
买卖虽然垮了，但他的父亲刘纪文又用自己捣弄木材、破烂货赚来的钱，独自拴了一辆胶皮轱辘车，又和别人合股拴了一辆，就用这大车，大肆捣弄木材。这时，人民政府已经严禁木材投机了。有一次刘纪文私贩木料的大车在响山子村被查获了，当地人民政府扣留了他的木材。他找到当副区长的儿子刘志忠，刘志忠给他写了一封信，果然见效，大车“准予放行”了。
就这样，刘纪文手里很有几文了。他决心再试一试开店。当然又和儿子商量啰。
做儿子的是否稍稍觉悟一些，叫父亲收收心呢？没有。他说：“现在私营工商业还允许发展。”并帮助计划，说开磨面铺吧，将来还可以买一个粉碎机，生意会日益兴隆的。
买卖在城里开起来了。这时已升任峨嵋区区长的刘志忠又少不得出力协助了。当区上有一批修坝民工余下的口粮准备处理时，磨面铺的老板、区长刘志忠的父亲刘纪文，便及时来到了峨嵋区，收买了这批粮食，过手之间就赚了二百多万元（旧币，下同）。
一九五二年，伟大的“三反”运动来了。刘志忠预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运动开始时，就赶紧叫父亲收拾了买卖，回到乡下，并且赶忙给村支部书记、村干部、父亲写信，表示要父亲参加互助组等等。这是他企图掩盖错误的巧妙手法。
但他究竟没能躲过这一场运动。他被当作运动中的典型批判对象。他痛哭流涕地在大会上检讨：“我要坚定我无产阶级的思想，坚决向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我坚决做一个够标准的共产党员。”话是说得够漂亮的。可是事后呢？
就在一九五二年，刘纪文仍然把全部土地出租、大车出租，自己则做活猪买卖，偷税漏税。一九五三年，两辆大车出租，又放出四分、七分的高利贷数百万元。
到了一九五三年末，正当广泛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时候，已经调升为粮食局代理副局长的刘志忠，却回家来帮助他父亲安排搬家事宜来了。在进城前，他们家庭把大批的粮食卖给私商；花三千多万元在城市置下五间半瓦房；还买了一辆小胶皮车，一匹驴。
刘志忠父子关于进城后的活动，原来是如何计划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进城后却是“按兵不动”。因为进城不久，中共辽阳县委便开始调查刘志忠的错误行为了。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刘志忠，为什么竟会这样呢？据他自己说，他有一种“报恩思想”。但他怎么“报”法呢？——帮助、支持父亲投机、剥削，走从前剥削过他自己的地主、富农的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资本主义剥削思想已成为习惯了。”刘志忠也做过一些“自我批评”：“这种思想的本质是反动的，目的是自私的，行为是虚伪的，内幕是黑暗的，是见不得太阳的”，等等。但像“三反”运动时他说过的话一样，这些话也是言不由衷的。在调查他的错误事实的过程中，他写了多次的材料。有时他说他“实在记不起来了”；有时他说：“都是我父亲干的，我不知道”，或者是“我现在才追问出来”；有时还来这么一手：请求组织批准他和父亲脱离关系。他甚至找遍了知道他的事情的干部和农民，打听消息，探听口风，以便继续向组织隐瞒事实真相。这对于他真是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应该喝住他：老老实实地交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