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周志勇谈《大黄河》 [复制链接]

第5版(大地周刊)
专栏：人物春秋

　　和周志勇谈《大黄河》
　　阿原
　　我和志勇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他是搞作曲的，我是专门研究当代中国音乐创作的，偶尔也写点音乐评论，所以每当他有了新作，总是先要给我听一听，当然我每次听到的也总是MIDI上做出的小样。大概是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志勇给我送来了一盘DAT，说是新作《大黄河》。
　　我问他：“你不是刚刚做完以长江文化为背景的《红盖头》吗，怎么一下子又跳到黄河里去了呢？”他说：“这也许是审美视角的转移，我以前的音乐———从《神农架》到《红盖头》———都没有离开湖北，都没有离开长江。我是在湖北长大的，身上本来就有很多楚文化的东西，如果音乐创作还死抱着楚文化不放，就有可能重复自己，同时也必然将自己的“文化身份”显露在作品之中。这样一来，就有一点画地为牢的感觉了。”我反问他：“人们都说“文如其人”，难道你不想别人在你的作品中找到你自己吗？”他回答说：“这是当然的，但在当今这样一个对话的时代，一个作曲家，尤其是一个具有市场观念的作曲家，一味地凸显自己的“文化身份”是没有必要的，当然这并不是说音乐创作就不要个性了。作曲家应该有多文化的概念，中国这么大，世界这么大，如果你总局限于某一种“地域文化”，那就未免太狭隘了，这样做最终可能要失去大多数听众，因为听众的审美趣味毕竟是多元的，有喜欢长江文化的，自然也有喜欢黄河文化的，所以我在《红盖头》之后又搞了《大黄河》。”
　　我又问：“近几年，像《大黄河》这种表现某种“地域文化”的发烧碟还有一些，如何训田的《阿姐鼓》等。这些都比较接近原生的音乐风格，而你的《大黄河》似乎就不太注重这种原生的东西，这你又是怎样考虑的呢？”他回答说：“我认为，原生的东西的确能够表达某种“地域文化”的灵魂，也容易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但不一定就能被广大听众接受，因为这种东西一般听众还比较陌生。同时我也不用广大听众过于熟悉的东西，更不照搬黄河流域的民间音乐，因为像“信天游”这类东西已被人用滥了。我喜欢一种中庸的方式，利用一些地域性的音乐素材，写一些大家容易接近的音调，写现代人眼中的黄河。”
　　志勇终于找到了自我，我高兴了。
　　的确，朋友有了新作，我心里很是高兴。跨入新千年，周志勇的《大黄河》由雨果唱片公司正式出版，并在内地、港台及欧美发行。我这里发表这段一年前与《大黄河》作者的对话，对于广大听众解读这张由九首曲子构成的CD也许能提供一点什么。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