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新诗 [复制链接]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二十世纪的中国新诗
　　尹在勤
　　艰难跋涉中的新诗
　　1918年1月，《新青年》发表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白话诗，这是新诗的诞生时日。自然，从事白话诗的试验，此前已有尝试。所以出版于1920年的中国第一本白话新诗集就被胡适冠之为《尝试集》。还有以郭沫若为代表的留日学生也在此期间开始了新诗创作，郭氏的第一本新诗集《女神》出版于1921年。胡、郭两本诗集领衔，高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面旗帜，算是新诗的奠基。新诗的诞生是对旧体诗的反动，是诗史上的一次革命。
　　如果追溯新诗诞生的前导期或谓孕育期，源头还应向前推至晚清谭嗣同、夏曾佑等人提倡的“诗界革命”和黄遵宪自称的“新派诗”。尽管是并未成功的改良，不能与“五四”前夕的白话新诗相提并论；但改良的躁动，也比起僵化的固守总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新诗的诞生，最初为之催生的是为数不多的留美留日青年。他们试验的初始动机，是试图把外面世界的自由抒写方式移植到中国来，以打破旧体诗的音韵格律这束缚性情的镣铐，真正实现晚清改良主义未能实现的“我手写我口”。他们算是赶上了好时机，即“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大气候。自然，他们也免不了要遇到旧文化势力的顽强对抗。这便有了新诗能否成立的论争，有过诗是平民的还是贵族的论争分歧。
　　新诗诞生之始，即在艰难中跋涉。好在它的势力渐渐壮大，陆续有了诸多报刊如《新潮》、《每周评论》、《少年中国》、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北京《晨报副刊》等的声援，和诸多诗人如康白情、俞平伯、冰心、朱自清、汪静之、刘延陵等的加盟，新诗才终成气候。
　　论及新诗的诞生，还有一点似乎也应该在此一提，这就是在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谓的“打倒孔家店”，似乎既有其摧毁旧文化的历史功绩，也有过激的负面。即以诗而言，我国两千多年的古典诗歌，不是、也不应该视为“孔家店”的货色，而一律“打倒”的，其中多有精华，也颇有精辟之见。全盘视传统为封建糟粕，这是当年作为群众运动的新文化运动的被一种倾向掩盖了的另一种倾向。作为伦理道德意义的“孔家店”，自然是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作为文化层面的“孔家店”，却未必应该清洗一空，事实上这个层面的“孔家店”，从来也没有被“打倒”。乃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少新诗人，包括颇有成就的新诗人，到了后来，不写新诗或少写新诗而致力旧体。到了近十来年，无论大陆还是台湾，旧体诗社正逐渐增多。这种倒流的诗歌现象，颇值得玩味和思索。诗人臧克家曾说“新诗旧诗我都爱”，这才是反思之后臻于完善的诗学观。
　　时空纵横的抒写层面
　　二十世纪的新诗，从纵向考察，大体可分为前半世纪与后半世纪，即从新诗诞生至1949年新中国开国之前的新诗，与开国以后至眼下的新诗，也即新文学史家惯常所区分的现代新诗和当代新诗。如果突破这种常规，似乎也可以完全按年代顺序分为二十年代的新诗，三四十年代的新诗，五六十年的新诗，以及始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新时期的新诗。从横向考察，则似乎可以如朱自清先生梳理第一个十年的新诗时那样，把这一时期的新诗区分为若干流派，即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依我之见，每种区分法，都有它的合理性，也有它的不尽合理之处。因为自由诗格律诗中都可以运用象征，运用象征的既可以为自由诗派，也可以为格律诗派，区分实难。
　　依我之见，未若汲取上述各种区分法的优长之处，作些凸现，也作些模糊，运用现代观念，把整个二十世纪新诗作为一个大系统，时空纵横地区分出若干抒写层面。每一层面，既包括若干代表性诗人，也包括一个或若干相似的流派（不尽是流派的区分），它们既可以集中于某一时期，也可以跨越于不同年代不同地域，每个层面是一个闪光的坐标，若干坐标的汇集，便是这个世纪灿烂的诗的星空。
　　在二十世纪灿烂的星空中，有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层面，有以刘半农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层面，有汪静之等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湖畔”层面，有冰心《繁星》、《春水》，宗白华《流云小诗》为标识的小诗层面，有徐志摩、闻一多为中坚的“新月”层面，有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三诗人构建的小小“汉园”层面，有李金发初始的象征派层面，有近于象征派的以戴望舒为代表且延续至四十年代名曰“九叶”的现代诗层面，有以胡风、绿原、牛汉等为代表的“七月”层面，有跨越三十至四十年代、国统区和解放区，从抗战初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的以蒲风、柯仲平为不同代表的大众化层面，有以魏巍、陈辉为代表的晋察冀层面，有以李季、阮章竞为代表的解放区民歌体长篇叙事诗创作层面，有跨越现代派与七月派的杰出诗人艾青，有擂鼓的战斗者田间，有气势如黄河奔腾的光未然，有跨越现当代的杰出现实主义诗人臧克家。在群峰无数之上，更有毛泽东同志以领袖气概谱写的融古今诗风而自成一格的佳构妙章。拓展开来，有开一代豪迈诗风的郭小川、贺敬之，有李瑛为代表的一批军旅诗人层面，有五十年代成名的雁翼、严阵、梁上泉、张永枚等的明快亮丽层面，有流沙河、孙静轩、公刘、邵燕祥、周良沛等等归来者引人注目的层面，有新时期初始的舒婷、叶延滨、吉狄马加、雷抒雁、杨牧、叶文福等一批少壮派层面，有“新诗潮”的后来者层面，等等。放眼开去，在二十世纪的整个中国新诗体系中，还有不可或缺的台、港、澳的若干层面。我们注意到不久前由台湾张默、萧萧编选的厚重的《新诗三百首》，跨海收录了自1917年至1995年两岸诗作三百余首，余光中先生为其撰写了长序《当缪思清点她的孩子》。可喜的是，这部诗选把台湾和大陆的世纪新诗融为了一体，显著地标识了缪思孩子的母亲是中国。
　　二十世纪的中国新诗是跨时空几代诗人共同劳作的结晶，在它的灿烂星空中，少不了已经提及的和没有一一清点的这众多闪光的坐标。
　　新诗的现状与展望
　　于今的新诗，较之它的初创期毫无疑义是圆熟了，诗圈也渐渐扩大了。然而，客观地说，较之它的姊妹艺术散文和小说，新诗的读者面明显要窄一些小一些，新诗明显还是“小众化”的艺术。中国新诗的里程，较之数以千年计的古典，毕竟还很短很短。历史的经验表明，由古风而近体律诗，再由诗而词，由词而曲，每一流变从初始到成熟，都要历经数百年。新诗由旧而新，由文言而白话，又要打破镣铐，又要写出诗味，实在颇为不易。外来的摄取意象的方法，要完全适宜于国人的欣赏习惯，也同样不易。新诗的市场在大幅下滑，自然不能仅以市场论优劣，但失去读者还有什么意义呢？
　　原因自然是复杂的，不能全怪新诗和诗人们。但是有些问题却也值得诗人尤其是当今的诗人们思索。比如诗心与民心相通的问题，这看似陈年旧话，其实并非如此。借用诗人何其芳的一句诗，诗人要“以自己心中的火去点燃别人心中的火”，诗人与读者心中没那一点灵犀，火怎能点燃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今一些口耳相传的民歌民谣，在这个问题上也许应该对诗人们有所启发。诗人们似乎应该走出诗圈，到平民大众中去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听听他们在想什么。为时代为百姓鼓与呼，千种灵感万端诗情，定会扑面而来。
　　我们在“引进”外来诗艺方面，无疑是有成绩的，诸如冯至等引进的“十四行”体，“九叶”诗人们对诗艺的诸多引进，都是成功的范例。新诗不能拒绝引进，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但应该把引进和创造结合起来，即所谓“洋为中用”，且不可企图把别人几百年形成的东西，一夜之间就囫囵吞枣地拿来，那样太性急。一位真心呼唤诗的变革的资深诗论家也曾慨叹，近些年来诗的流变实在“过速”，这是行家的有识之见。
　　还有一个重要之点，对于新诗的历史，包括对现当代一些诗人及其作品的评价，一定要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而不能不顾时代背景，随意抹煞，乃至骂杀。对于新诗发展里程中的若干论争，包括新时期的一些论争，只好作为疑难，留给下一世纪的读者、论家和诗人，去冷处理了。经过时间的冲洗和过滤，有的是无须再争而自明的，有的存异也可求同。重要的在于大家都是为诗而不是为其他。每个世纪总有它的遗留，财富和账单一起遗留，二十世纪诗坛也不例外。
　　二十一世纪定会是更加文明的社会，定会有更加温暖的气候，更宜于诗的阔叶树生长的环境，读者的素质会更高，诗人的性灵会更自由。新诗的茂林嘉卉就在前面的地平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