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痛和愤怒——悼杜宏同志和“四·一一”其他遇难烈士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悲痛和愤怒
——悼杜宏同志和“四·一一”其他遇难烈士
温济泽
四月十二号早晨，我得到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美蒋特务破坏失事的消息。我的悲痛是难以形容的。我的愤怒是没法抑制的。
我沉痛地想到了所有遇难的人，特别回忆起杜宏同志。
在杜宏同志离开北京的前夕，我还和他谈过话。他是北京广播电台对国外广播编辑部副主任，是这次到万隆去采访亚非会议新闻的广播记者。他在谈话的时候，是那末愉快和满怀着信心。谁会料到他在途中竟遭到美蒋特务的恶毒的谋杀。
我是在一九四四年认识杜宏同志的。当时他从华北敌后根据地调到延安新华社来工作。
他在到延安以前，在敌后根据地做了好几年宣传教育和报纸编辑工作。听别的同志说，他在敌后艰苦的环境里，工作始终是积极的，热情的。他在敌人“扫荡”的时候，时常坚持工作到最后才撤退，并且总是热忱地帮助别人。有一次，在行军途中，一个同志病了，他背着他跑了好几里路。
他在新华社做英文翻译工作，因为会速记，又兼抄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广播。当时苏联正在进行着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国人民像关怀自己的胜利一样关心着苏联的战况。杜宏同志经常抄收到深夜，到天明。当时延安解放日报上登载的一部分苏德战争的战报和莫斯科广播电台关于中国问题的评论的稿子，就是他抄记的。
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很差。收音机用的蓄电池要用手摇马达来充电。杜宏同志在工作做完了以后，还要摇马达。有一个时期，他每天还纺毛线，作为业余生产。他在摇马达和纺毛线的时候，从没有觉得生活的艰苦，而且脸上常常露出愉快的笑容。
在一九四七年他做了记者随军南下以后，我和他好几年没有见过面。去年，他从南方调到北京来做广播工作。我看到他仍然保持着过去那样积极工作的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作风。
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活动。他没有进过大学，但是在革命队伍里不断地努力学习。他能做英文翻译，会说英语，主要是在工作中靠自己辛勤努力学会的。他去年采访过日内瓦会议的新闻，又担任了中国记者联谊会副秘书长的职务。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他是一个有才能的新闻广播工作者。
杜宏同志是党多年培养出来的一个好干部。在他遇难以后，我怀着沉痛的心情，翻阅了他填写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
他写着：
“我决心为党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现在已经光荣地实现了他对党的誓言。
“四·一一”烈士不幸惨遭毒手，引起了亚洲、非洲和全世界人民的深切的悲痛和无比的愤怒。听吧！就在四月十三号那一天，在北京，在莫斯科，在亚洲、非洲和欧洲，许多广播电台，用不同的语言倾诉着亿万人民的共同的悲愤。
敌人用凶暴、无耻、卑劣的手段，把我们的同志们谋杀在海洋里。我们亚洲、非洲和全世界的人民，要用进一步团结的力量，掀起争取和平和自由的滔天巨浪，把谋杀者和战争贩子们彻底地吞没，埋葬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