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际遇 [复制链接]

第9版(理论)
专栏：世纪断想

　　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际遇
　　邢贲思
　　编者的话：二十世纪即将过去，二十一世纪的曙光已在眼前。站在新世纪的门槛边，人们在回眸，看一看二十世纪是如何走过来的；人们在思考，想一想二十一世纪将意味着什么。为此，本版开辟“世纪断想”专栏，陆续发表一组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文章。
　　二十世纪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得到空前发展、在实践上取得伟大胜利的世纪，也是马克思主义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挫折的世纪。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既得到了继承，又得到了发展，先后出现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样两种形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始终没有倒下。值此人类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对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际遇作一回顾和反思，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种形态，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孕育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不推翻这三座大山，人民得不到解放，社会生产力得不到解放，中国的落后面貌永远得不到改变。近代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一直在探索救国的真理。孙中山领导的旧的民主革命，虽推翻了腐败的清朝政府，但事实证明，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依靠这个阶级根本不可能改变中国的面貌。正当有识之士处在彷徨、困惑之际，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使他们幡然醒悟，作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历史性抉择。于是，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正确地回答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的领导阶级和同盟军、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等一系列问题，既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又从理论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既非纯粹的殖民地，也非纯粹的封建社会，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因此，革命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这个革命又不是旧的民主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革命在中国已经宣告失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不可能充当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因而这个革命是一种新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中国革命究竟应当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由于无产阶级力量薄弱，中国的大城市完全掌握在反动统治阶级手里，通过中心城市起义引发革命高涨这种欧洲革命的方式根本不适用。而中国的农村则幅员广阔，反动势力的统治相对薄弱，革命力量有较充分的回旋余地，而且那里有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无产阶级只有依托农村，建立工农武装，创立红色政权，以农村包围城市，才能最后夺取城市。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在战胜各种困难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之后，逐步走向胜利的。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了一个新的长征——建设新中国的长征。在这个阶段开始时，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原来贫穷落后的国家，能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尽管马克思曾预言，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从前资本主义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但在此之前毕竟还没有先例。毛泽东从理论上作出了回答。他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条件。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我们用了七年时间完成了这一过渡，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使我国从一个原来贫穷落后的国家，逐步发展成为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率领全党艰难地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继续取得不少重大成就。但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足，由于在理论上出现了失误，由于对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作出了不正确的反应，他也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结果导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特别是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大动乱，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
　　二十世纪特殊的时代条件和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造就了毛泽东这样伟大的天才。如同任何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在其璀璨辉煌的一生中难免留下某种遗憾一样，毛泽东的晚年也留下了这样的遗憾。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悲剧。这种悲剧的生成，有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我们不能苛求于毛泽东个人。何况，“悲剧固然痛苦，但惟其痛苦，也就给人们留下最深沉的反思，因而往往成为新思想、新事物孕育的重要契机”。（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74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际遇毕竟是幸运的。在经历了一番曲折之后，它终于摆脱了困境，重新走向胜利。
　　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另一种形态，就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毛泽东逝世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出现了严峻的形势。是继续沿着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道路走下去，还是既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又摒弃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是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重大抉择。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党的领导人，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抛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主张。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鲜明地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并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是一场大是大非之争，它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这场讨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观点的胜利而告终。这就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扫清了思想障碍，也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思想路线，它同时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正是按照这一思想路线，邓小平提出要对我们以往的错误，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他指出，我们以往的错误从理论上讲，就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真正搞清楚。正本清源，拨乱反正，首先就要抓住这个根本问题。正是在系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邓小平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且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引上了一条康庄大道，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邓小平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观点，如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的观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以“三个有利于”标准判断各方面的是非得失的观点；社会主义也要改革，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的观点；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手段，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的观点；等等，对于全党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同时也把科学社会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党的十五大报告高度评价邓小平理论，指出：“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邓小平逝世后，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任务落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肩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率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沿着邓小平理论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另一方面根据新的经验和新的情况，又不断在理论上有所发挥，有所创新。江泽民同志说：“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江泽民同志以身作则，为全党作出了表率。这些年来，他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科教兴国、坚持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加强党的建设等问题的论述，既继承又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新阶段的邓小平理论，没有因为邓小平的去世而停滞不前，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不仅在现在，而且在二十一世纪能够继续向前迈进的根本保证。
　　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指引下，社会主义终于在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国取得了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向全世界表明，马克思主义是有无限生命力的，社会主义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在近百年的历史长河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有着极其复杂、曲折的历史际遇，向人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它的出现和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不一样。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是从一种剥削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剥削制度，甚至只是同一个剥削制度内部的权力更替。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由一个无剥削社会代替剥削社会，是真正意义上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势必引起社会的强烈震荡，引起不甘心自己失败的剥削阶级的疯狂反抗。同时，社会主义正因为是一个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许多经验需要重新积累、重新探索，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难免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论阶级敌人怎样捣乱，不论国际反社会主义势力怎样进行分化，不论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什么困难，都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不动摇，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动摇。如果在这个基本点上发生动摇，其结果只能是葬送社会主义的前途。这也正是邓小平在强调中国必须发展生产力、必须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原因。
　　其次，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地创新和发展，才有生命力和战斗力。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丧失了这个灵魂，也就丧失了马克思主义自身。马克思主义从诞生到今天已经有一百五十多年，它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永葆青春，就是因为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但是，创新和发展，决不能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决不能超越客观的历史规律，决不能违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而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新的时代特征以及本国的国情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创新局面。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违背客观的历史规律而侈谈创新，只能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已不符合当前实际的论断当作教条而加以死守，只会阉割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同样会葬送马克思主义。因此，坚持和创新是一致的，坚持和创新也就是继承和发展。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中两大伟人毛泽东、邓小平，就都是既继承了前人，又突破了陈规，因而能够开辟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成为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中的两座里程碑式的代表人物。
　　再次，必须正确对待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的错误。由于社会主义是以前没有过的新的社会制度，人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在所难免。当然，如果执政党的决策能够更加民主、更加科学，就会减少失误，或者降低失误造成的危害。但当错误已经形成时，就有一个对待错误持什么态度的问题。这里有两种不正确的态度：一种是夸大这种错误，并且过分追究个人的责任，更有甚者，为了批判错误，连过去的成绩也一概否定，甚至把错误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结果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另一种是文过饰非，竭力掩盖错误，甚至坚持错误。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执政党沿着错误的道路越陷越深，最终使党自我毁灭。
　　最后，社会主义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正。但实际上，或由于执政党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对形势的错误估计而采取不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或由于执政党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犯官僚主义的错误，从而未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的事完全有可能发生，而且事实上在苏联和中国的实践中都曾经发生过。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纠正，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十分深刻。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其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落脚点和归结点。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实践，说到底就是为了使最广大的人民能够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是，光有良好的愿望还不够，还必须有正确的实践，必须有能够体现这一愿望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果我们的实践不正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违反了人民的愿望，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就会理所当然地引起他们的不满，甚至遭到他们的反对。这样的教训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实在是太多了，值得我们深思。
　　现在，人类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新的世纪是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世纪。马克思主义在新的世纪能不能谱写出新的历史篇章，就要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能不能正确对待历史，科学总结经验，继续奋勇前进。真正做到了这一点，那么，马克思主义不仅已经赢得了二十世纪，它也必将赢得二十一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