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重拳出击禁“红包” [复制链接]

第11版(党的生活)
专栏：本期聚焦

　　广东：重拳出击禁“红包”
　　本报记者 单向前
　　编者按：“红包”原本是民间用以表达喜庆、慰问的一种馈赠形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红包”成为某些人“钱权交易”的一种手段。“红包”屡禁不止，并产生了极大的危害性。它腐蚀了一批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助长了“权钱交易”的歪风，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毒化了社会风气。今年9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严禁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接受和赠送“红包”的暂行规定》，实行几个月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得风气之先，经济活跃，商品化程度较高，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送“红包”已是众所周知的普遍现象。随着发展，这种现象逐步侵入到党内政府生活中来。
　　小小“红包”，危害大大
　　当前，接受和赠送“红包”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接受者多为地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掌握实权的干部；二是“红包”的来源有公款和私款；三是“红包”的数额越来越大。“红包”虽小，内涵丰富，并且具有一定的保护色。一部分干部对其失去了警惕性，更有少数人由于贪婪的意念作怪，利用这一方式敛财，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从广东已经查处的大案要案来看，许多干部的悲剧都是从收受“红包”开始的，几乎无一例外。
　　徐闻县在广东省湛江市来说，是一个经济不算发达的县。苏凤娟1991年到任后是该县的第一位女县委书记。任职短短四个春节，苏书记“红包”的收入达到了66万元。从第一次当时接到“红包”的惴惴不安到后来的莫名兴奋，那种心情、那种滋味、那种感受，只有她自己能够体会。15年的铁窗生活，也会有足够的时间让她细细地回味和琢磨是如何由此走上不归路的。
　　此外，据调查，无论是被判处死刑的曾胜（原化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洪永林（原惠州市公安局长），还是被判处死缓的陈同庆（原湛江市委书记）、邓野（原湛江市公安局边防分局局长）、陈恩（原湛江市公安局边防分局政委），也都是从收受“红包”开始而滑向犯罪的深渊。
　　如果说这些人曾经有过廉洁自律的意识的话，那么第一次收受“红包”则是他们拒腐防变的防线崩溃的开始。“放长线钓大鱼”，送红包者是为了通过日常的投资而获得最终的回报，至于什么时间，看的是火候；“拿人家的手短”，火候一到，收受者已是身不由己。大量的事实说明，收“红包”和受贿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前者更多是后者的探路石和润滑剂，稍有不慎便身陷泥潭。
　　发生在政治生活中的“红包”现象，其实质是一种“钱权交易”。这种现象的存在，有着极大的危害性。在政治上，它腐蚀了我们的干部队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经济上，严重妨碍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在精神文明建设上，毒化了社会风气，助长了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扭曲社会心态和人们的价值观念。
　　群众对此深恶痛绝，并成为广东省近年来反映最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之一。
　　“早打招呼，少犯错误”
　　广东省委、省政府对“红包”问题一直高度重视，多次专门发出通知和制定有关规定，明令禁止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接受和赠送“红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同志两年前就提出：在这个问题上对党员干部要“早打招呼，少犯错误”。
　　今年8月底，中秋佳节即将来临。按照以往的经验，一个“红包”来往频繁的时段也要即将到来。广东省委、省政府在总结前几年经验的基础上，以此为契机，制定出台了《关于严禁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接受和赠送“红包”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把对党员干部的行为规范要求和惩处量纪标准结合起来，重拳出击，严肃执纪，坚决遏制“红包”现象。
　　《规定》从13个方面，对接受、赠送、介绍以及代为赠送“红包”作出了明确的处理规定。
　　《规定》下发之后，据不完全统计，深圳、汕尾、珠海、清远等地，共有1467人次上交各种“红包”、礼金等折合人民币330多万元。汕尾市委书记还以身作则，主动带头上交“红包”。不少地方结合实际，把执行《规定》与开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专题民主生活会、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警示教育以及“廉内助”活动结合起来。深圳市把执行《规定》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廉政卷宗》的主要内容，使这项工作规范化、经常化。广州、阳江、东莞等市加强了对《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其中广州市立案查处涉及收受“红包”类案件11宗，涉案金额人民币10多万元；清远市于今年10月按《规定》对市电影公司经理收受承包商“红包”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
　　广大群众对《规定》的出台及执行情况反响强烈，一致认为这是深化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有力举措；一些纪检监察干部认为，过去逢年过节，上级照例发文，下级跟着层层照转，但是效果不够理想；现在通过制定统一的法规，为定性量纪处理这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标准和依据。
　　标本兼治，任重道远
　　“红包”问题的产生，其根本原因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密不可分。其一，当前我国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形成了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在竞争过程中，一些企业为了实现自身非法经济利益，使出浑身解数，拉拢干部、腐蚀公共权力，以操纵决策；其二，随着分配结构、方式的变革，对收入偏低的党政干部产生冲击，诱发部分人员心态失衡；其三，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体制、法制、政策、管理方面存在着“空隙”和“漏洞”。这些因素，都为“红包”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温床。
　　同时，“红包”接受和赠送的方式都较为隐蔽，往往是“一对一”，现阶段，党员干部拒绝或上交“红包”主要靠其廉洁自律的自觉性，对违规行为难以发现和查处。从广东的情况看，《规定》下发之后，尽管收到了明显效果，但仍存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
　　国外解决“红包”问题的普遍做法，主要是依赖于法制的成熟。美国《从政道德法》规定，公务员收受价值100美元以上的礼品就须做出说明，并将礼品上交。1995年，又决定把接受50美元以上的礼物的行为视为受贿。新加坡等国家对政府公务员能否收受礼金、收受什么人的礼金、每次收受礼金的限量，以及违反者的处罚都有明确的界定，违者依法处治。他们规定的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将违规收受的“红包”等同于受贿犯罪。
　　据广东省监察厅谢谷梁副厅长介绍，出台《规定》，只是广东省对“红包”现象重拳出击的一个开始，在今后贯彻落实的过程中，一定会吸收和借鉴好的经验和做法，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同时结合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银行存款实名制等规章制度，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标本兼治，根除“红包”。尽管任重道远，但信心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