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飞“神舟” [复制链接]

第4版(人物纪实)
专栏：大地之光

　　放飞“神舟”
　　马京生
　　冬天的凌晨，大漠永远是熟睡的样子，越野吉普车一开进去就整个地跌入了漆黑一片。车灯熄灭后，吉普车就像一个小沙包，静静地卧在离发射架不远的地方。我们在里面开心地享受黑暗，因为谁也发现不了我们。当然，除我之外，他们都赋有安全保密的特殊使命。
　　这是1999年11月20日，一个载入中华民族光辉史册的日子。不过当时，我们却是在焦急、等待、担心中度过的。我们的汽车离发射架那样近，可以清楚地看到通体明亮的绿色发射架轻舒长臂，它怀里拥抱着乳白色的新型火箭顶天立地。当时我浮想联翩，却只字未说，我是怕同车的人担惊受怕，这毕竟是中国第一次发射试验飞船。千万不要以为我这女军人是傻大胆，其实我是“胸中有数”，我熟悉掌握飞船命运的老总们。我就是想近距离观察“神舟”飞天……凯旋之后，现在我终于可以说了。
　　担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的是王永志，迄今为止他主持设计研制的导弹和运载火箭还从未失败过。可是这次我在发射场看到他脸上总是挂着一个大问号，浓眉紧锁，深邃的目光沉思着盯着火箭和飞船，只有他的头发自由发挥地张扬显示着主人的个性：乌黑茂盛，而又一丝不苟，使人不难想到这位花甲之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有一颗追求卓越的年轻的心。
　　难怪王总能吸引住年轻人。他的技术助手孙功凌是个精干的工学硕士，1992年载人航天工程上马时，小孙收到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宇航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他却在那时坚定地跟上王总穿上军装。我真佩服王总有如此魅力。我问孙功凌：“你为什么放弃到美国读博士，选择了给王总当技术助手？”
　　“王总看准的事就一定要干到底，而且会干得漂亮精彩。”说这话时孙功凌眼睛很亮，似乎已经看到了飞船上天。紧接着他又加上一句很值得玩味的话，“男人的魅力就在于智慧和勇气”。
　　这点我赞同。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初识青年王永志就看中了他的智慧和勇气。那是1964年6月，王永志第一次走进戈壁滩，执行发射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任务。试验发射时，导弹射程不够。专家们在考虑，怎样再给火箭多添加点推进剂，可无奈火箭的燃料贮箱有限，再也喂不进去了。正当大家绞尽脑汁想办法时，一个高个子年轻中尉站起来说：“火箭发射时推进剂温度高，密度就要变小，发动机的节流特性也要随之变化。经过计算，要是从火箭体内卸出六百公斤燃料，这枚导弹就会命中目标。”大家的目光一下子聚集到年轻的新面孔上。在场的专家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有人不客气地说：“本来火箭能量就不够，你还要往外卸？”于是再也没有人理睬他的建议。但王永志并不就此甘心，他想起了坐镇酒泉发射场的技术总指挥、大科学家钱学森，于是在临射前，他鼓起勇气走进了钱学森的住房。当时，钱学森还不太熟悉这个“小字辈”，可听完了王永志的意见，钱学森眼睛一亮，高兴地喊道：“马上把火箭的总设计师请来。”钱学森指着王永志对总设计师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果然，火箭卸出一些推进剂后射程变远了，连打三发导弹，发发命中目标。从此，钱学森记住了王永志。中国开始研制第二代导弹的时候，钱学森建议：第二代战略导弹让第二代人挂帅，让王永志担任总设计师。
　　发射塔架舒展开铁臂，水晶宫里的倚天长剑露出飒爽英姿。我知道这捆绑火箭的“肖像权”应该属于王永志。1990年7月16日，中国第一枚大推力捆绑火箭在西昌发射成功，他是研制那枚火箭的总负责人。我又仔细瞄了一下挺拔的火箭，这回火箭的肚子里又增加了故障检测处理等许多新技术，完全可以信赖。
　　载人航天工程有七大子系统，各系统分别设有总师和指挥长。火箭总设计师刘竹生曾开玩笑地对我说：“王大总师从来不问我一句火箭是否有把握，我还真想告诉他，让他放心，火箭保准没问题。”我一听笑了：“这好办，此话由我去转告。”
　　那天我把刘竹生的话转告王永志，王总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刘竹生我了解，他很细心。”可是火箭指挥长黄春平说过：火箭上有三十多万个元器件，只要其中一个出了毛病，就会影响发射精度甚至导致发射失败。看来还得警钟长鸣。
　　这时发射架已经全部打开，火箭飞船组合体完全展现在我们眼前。让人担心的就是这火箭头顶上的飞船。这决不是危言耸听。11月16日，我坐在“神舟”号飞船总设计师、指挥长戚发轫的房间里聆听他的高见，他明明知道我是总装备部的人，仍坦诚地告诉我：“这次飞船上天是沈副总指挥定的，打成功是他当领导的决策英明正确，打不成我可就上他的当了。”我奇怪地问：“为什么？”戚总坦率地说：“过去我不同意第一枚新火箭就打飞船，再说这是初样产品上天，上天产品合练。不过现在我越来越有信心了。”
　　飞船的三舱方案是王永志提出的。即：轨道舱是航天员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返回舱是飞船的指挥控制中心，航天员乘坐它上天和返回地面；推进舱为飞船在轨道飞行和返回时提供能源和动力。
　　新型运载火箭到底打什么？曾有不同意见。航天部门提出：还是初样产品的飞船上天风险太大，要稳妥可靠就先打配重。沈荣骏认为，既然已经向党中央承诺“争八保九”，就要言而有信，可以按正样技术要求在1999年把试验飞船打上天。事在人为，中国载人航天必须走好第一步。
　　王永志去找沈荣骏商量：“应该上飞船，可船上主发动机进度赶不上，怎么办？”沈荣骏马上乘机飞往上海，亲自到研制飞船动力舱的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了解情况。他对各项技术状况进行了考察，与院所两级领导和主要技术人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一致认为虽有风险，但经过努力可以实现飞船安全返回的目标。于是这个方案提交了“两总”（总指挥和总设计师）联席会议，在曹刚川部长的主持下达成了共识，作出了决定。
　　人生诸事，往往一个正确的选择，就决定了你的成功。而对中国载人航天副总指挥沈荣骏中将来说，这次他压力最大，因为是他力主第一次发射飞船就要完整上天，顺利返回。他的选择决策关系到这项事业能否成功，他深知任务之艰巨。
　　中国的第一艘飞船由江泽民主席亲笔题名“神舟”号。军委迟浩田副主席到酒泉航天城对全体参试人员说：“1999年有三件大事：建国五十周年大庆；澳门回归祖国；还有你们将要完成的中国第一艘飞船上天的任务。”这是中国第一次发射飞船。曹刚川部长和李继耐政委知人善任，把载人航天的重任交给了沈荣骏，让他全面负责。
　　五十年代末，酒泉卫星发射场初建，沈荣骏刚好大学毕业，自告奋勇来到大漠，至今他已经参加和指挥发射了五十多次导弹试验和火箭、卫星发射。他既是一位著名的航天测控专家，又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发射指挥员。这就意味着他的人生承载之重。对他来说，每一次发射都是一次考验。但他是一个硬骨铮铮的汉子，面对风险，从不模棱两可，唯一的追求就是站在国家的利益上作出正确的选择。10月4日晚，沈荣骏接到发射场的紧急电话，发现飞船上控制系统的一个部件有问题。第二天，沈荣骏从北京飞到发射场，立即召开了是否打开飞船大底抢修的技术讨论会。当时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一种认为，返回舱大底是密封的，拆大底找故障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拆大底冒的是地面工作失误的危险，而不拆大底，虽然有备份手段，却要冒上天失败的危险。
　　沈荣骏果断决定：“决不冒天上的风险！只要组织严密，措施有力，可以避免地面工作的失误。”
　　飞船大底彻底打开了，不仅解决了该部件工作异常的问题，还发现和解决了其它问题。
　　大家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我向发射架看去，火箭上飞船的顶端逃逸塔的细尖在黑暗的大漠中晶莹闪光。
　　11月13日，飞船转场。
　　我搭乘发射场指挥长刘明山少将的0001号小车去发射阵地。公路两旁是齐刷刷高挺的新疆杨，笔直、伟岸的身躯，顽强、坚韧地扎根于干旱的沙漠里，像夹道欢迎的卫兵，给人生机勃勃的感觉。
　　刘指挥长说起戈壁航天城来充满了感情，就连十八万棵新疆杨都充满了生命深情。前两天，我曾跟他转过列队整齐的温室大棚，足足占地一百五十亩，里面黄瓜、西红柿、小辣椒等时鲜蔬菜长得正旺。刘指挥长一脸自豪：“我们这儿不仅要事业留人，还要创造一个拴心留人的好环境。”
　　汽车停在一片高大的建筑群前，飞船正好迎着朝阳运往火箭总装测试厂房，我们跟着飞船走入了一座智慧之城。除了耸立的火箭，还有许多机房，名目繁多的各种设备。刘指挥长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着，那么多参数要记准确实在不易，我不得不惊叹他的记性之好，甚至想到了我是否需要移植一个微电脑来记住这些难记的数字。我瞅准了机会，请这位指挥千军万马，既管火箭、卫星、飞船上天，又管柴米油盐、菜篮子的航天城“当家人”，谈谈他的“大家”和“小家”。
　　刘明山很健谈，大学毕业他就走进了戈壁滩，如今已经过了三十三个春夏秋冬，目睹航天城发射了三十三颗卫星，还有各种型号的导弹和运载火箭。他心里装了许多“大家”的事情，连航天城子弟学校今年高考升学率百分之百都告诉我了，还没说一句他的“小家”。这引起我的好奇。
　　我冒昧地问：“您夫人也在这工作吗？”
　　“不，她走了。让人刻骨铭心的感情啊！”
　　这时候，冬日的一抹阳光静静地斜照在他的脸上，我看见了他眼中的泪光。“人生就是这样，说走，她就走了。”他突然又自责道：“她喊了好几次胃痛，我怎么就没早点把她送进医院治疗呢？”我心里涌出了一连串的问号，可再也不忍心去触动他的伤心之处。他看出了我的心思，平静了一下说：“仁瑾患的胃癌。我怎么也忘不了她躺在病床上，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嘱托我：一定要把飞船打上天。”
　　那天下午我走进了航天城的历史博物馆，刘明山的妻子潘仁瑾的照片就贴在光荣榜上，女大校微笑着，看得出来她年轻时很漂亮。她是这里的优秀科技干部标兵，又是优秀共产党员，荣获过许多奖励。她主抓发射场的电磁兼容监测。一个知天命的女人已经身患重病，还在几十米高的测试厂房爬上爬下，累得下班时爬不上汽车。那时刘明山由于工作忙，疏于了解妻子的病情。她去北京开会，上午还在会上发言，下午就被送进医院。他记住了这个最悲痛的日子：1999年4月18日。
　　按照潘仁瑾的遗愿，她的骨灰埋葬在东风烈士陵园。这个陵园里静静地躺着六百零四名戈壁滩人，透过大漠的霞光，能看见祖国的火箭、卫星从这里飞向太空，能听到发射场火箭腾飞的轰鸣声。远处刮来的漠风带着火箭的雷鸣在队列整齐的陵墓中一次次隆重地走过，风过后一片宁静，宁静得像梦境。而在每周最宁静的双休日，刘明山就会手捧鲜花独自站在妻子的墓前。
　　人生中有一种感情刻骨铭心，有一种思念天长地久，有一种人要孤独地走。不！刘明山不孤独，他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实现妻子临终的希望———放飞“神舟”！
　　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发射进入倒计时三十分钟准备。
　　我是从发射场摸爬滚打中走过来的，曾经多次目睹过沈荣骏中将和现任总装备部副部长胡世祥中将指挥发射卫星。那箭在弦上的紧张劲，有心脏病的人看到那场面非得心脏停跳不可。然而，他们却颇有大将风度，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直到发射成功。
　　这时，发射场的黎明静悄悄，黑暗中我暗自高兴地看着那枚倚天神箭，“天时、地利、人和”全有了，大概不会发生什么惊险情况了。然而，就在这时发射阵地上，沈荣骏和胡世祥接到了紧急报告：担任海上测控任务的“远望四号”远洋测量船在南太平洋海域南纬37度遇上了十级大风。沈荣骏和胡世祥交换了一下意见，果断命令：“按预定方案发射。‘四号’宁肯不测，也要保证安全。”他们迅速从发射阵地转移到指挥所里。出现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面前时，他们的心里虽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已经在多次复杂艰险的发射中磨砺出冷静顽强的性格，成为沉着自信的复合型指挥员。
　　后来我得知，四艘“远望号”测量船战胜了七次强台风，通过了许多复杂的危险航区，历时二百五十九天，总航程六点二万海里，相当于绕地球三圈，圆满地完成了海上测控任务。
　　6时30分，大漠颤抖，苍穹震撼，雷鸣声中桔红色火龙托举着火箭、飞船腾空而起，飞向太空。
　　我们坐上吉普车直奔发射架。
　　灯火通明的发射架下，我碰上了发射场副指挥长张建启少将。他胆大心细，发射时坚守在发射阵地。在他眼里，载人航天是生命工程。1997年，他在完成预备航天员选拔任务后，第二天接到命令就走进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他对我说：“现在任何小的失误，将来都会影响宇航员的生命安全。”
　　11月13日，我目睹巨大的铁钩抓着飞船的“头皮”吊装到火箭的头顶上，九十多米高啊！飞船里已经加注燃料。我紧张得手里攥出了一把汗。可是当我把目光转向正在指挥的张建启时，他精气神十足，一脸镇静自若。我猛然想起，他要求操作手反复苦练手功和眼功，直到大吊钩能把悬挂的焊条一次性放入瓶口直径只有两厘米的啤酒瓶内。如此硬功夫，还有什么可担心的？不是有句俗话说：艺高人胆大嘛！
　　在这里我还看到了发射场的总工程师徐克俊。他研究撰写的《我国未来航天发射场应该具有的两大技术进步特点》一文，1995年在《载人航天》杂志上发表，受到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好评。可猛一见他，却觉得徐克俊是个武将，微微有点秃顶，满脸黑胡子刮得净光，说话嗓门洪亮。后来发现他是粗中有细。为了让这次“神舟”起飞的可靠性增值，他的目光格外锐利，似乎总在“挑毛病”。那天发射场的小王告诉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徐老总脸拉下。技术上出了问题，不说清楚，他决不放行，好厉害呦！”接着，小王话锋一转：“当然，挨了批评还得感谢他，这样在你的岗位就上了保险。”
　　飞船从酒泉卫星发射场起飞，绕地球转了十五圈，飞行21小时11分，于11月21日凌晨3时41分，在内蒙古中部着陆场成功返回。
　　我在北京空间技术研究院飞船总装厂房看到了返回的飞船。它不愧是“神舟”，尽管“皮肤”上留下了大气层燃烧的淡黑色痕迹，里面却是完好如初。在这里我又见到了飞船副指挥长袁家军。
　　在发射场我就注意到他，一开总师会他就坐在戚发轫身旁，我总有一种他俩是老子和儿子的感觉：戚总头发花白，慈眉善目；袁副总却是满头青丝，眉眼中露出一股锐气，精明强干。他们的年龄相差足足有三十岁。戚总曾对袁家军说：“我三十岁参加研制了中国第一颗卫星，你三十七岁就参加指挥研制中国第一艘飞船。”戚发轫总是给袁家军一些施展才华的机会。戚总说：“我希望中国航天后继有人，一代更比一代强。”
　　我问袁家军：“你觉得领导为什么选中了你？”他爽快地回答：“我对技术方案清楚，考虑比较细。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我不仅一定要按时完成，还要保证比领导的期望值更高。”
　　从飞船研制最紧张的阶段直到发射，每周六上午他协助戚总主持召开周末调度会，连续开了六十八周，会上协调解决的问题有三千多个。飞船升空的前一个夜晚，他和飞行控制组讨论到凌晨四时，为飞船备份了六十四种应急方案，虽然没用上，可该想的都想到了。
　　正是这一切，正是那些有名和无名的英雄们的无私奉献，保证了“神舟”飞天圆满成功。
　　迎着2000年的第一缕晨光，天安门广场升起了一面具有特殊意义的国旗———随“神舟”号飞船遨游太空的五星红旗，飘扬在新年元旦的曙光中，迎接中国航天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