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则笑话引发的思考 [复制链接]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两则笑话引发的思考
　　徐康
　　最近听到两则笑话，都与“作家”有关。
　　第一则讲的是一位居住在农村的业余作家，到大城市采访“都市题材”。一日，在某机关参加座谈会，时值盛夏，会议室安有空调，便觉凉爽如春。轮到作家发言了，照例得对接待单位“客气”褒扬一番。此作家从未见过壁挂式空调，便指着壁上放言曰：“贵单位确实搞得不错，身居闹市而不忘发展多种经营，连会议室都挂着蜂箱养蜂……”引来会场上一片哗笑；作家以为众人捧场，连说了两个“四季如春，四季如春！”——这就像俗话说的，想给人脸上抹粉，却抹到后颈窝去了，自然成为笑柄。
　　另一则笑话，讲的是进城打工的一位农民，因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未被需要较高学历的用工单位录用，只好回到农村种田，心里很是不平。有一天他忽然听到广播里在断断续续地播送一则新闻，似乎是“陈奂生……进城了”了，“高小（晓）生（声）……去世了……省、市领导出席了隆重的追悼会”……他于是找到一群半文盲伙伴振振有词地说：“广播里头讲，有一个高小生死了，引起好多领导的重视，追悼会好大场面哟，省、市领导都亲自去送花圈……还号召农村的陈奂生都进城去！该不是上头和中央的政策变了，要重新起用我们这批‘高小生’了……”
　　此“高小生”非彼“高晓声”也。当然，嘲笑乡下人不足为训，哑然失笑之余，我想到的却是乡村的闭塞与文学的悲哀。
　　乡村的闭塞首先是文化的闭塞，其闭塞程度与文盲（或半文盲）的数量成正比。尽管有初级扫盲、“希望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心连心”艺术团下乡演出等诸多措施，乡村（尤其是边远山乡）的文化闭塞依然是十分严峻的问题。我们的报纸、刊物、书籍，在乡村发行的比例，按农村人口来计算，其平均数或许会是世界最低的；若如此，遑论“文化”？更遑论文学？这位信口雌黄的“陈奂生”不知作家“高晓声”何许人也，虽然可以“原谅”和“理解”，但亦不啻是文学的悲哀。须知高晓声是专为农民写作的作家，他的“陈奂生”系列成功地塑造了“转型期”农民的典型形象，在新时期文学“画廊”里占有其独特的位置。可惜，尚有许多如前所述的农民并不真正知道和理解“陈奂生”，也并未跟着陈奂生“转型”，依然固守着自己闭塞的“领地”。文学当然不能使艰巨繁难的建设“两个文明”的社会改造工程“立竿见影”，更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然而，尽可能地“推广”、“普及”文学，特别是“乡土文学”则是文艺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我们最广大的服务对象数亿农民仍在乡村。书籍、刊物固然因农民识字不多而存在着“普及”的障碍，然而电视、电影呢？却常常忽视农村题材，因“粥少僧多”而亏待了数亿文化“饥民”。我们可以不惜耗费巨资地大拍特拍“清宫片”、“言情片”，而真正为农村观众喜闻乐见的（比如“陈奂生系列”）电视剧又有几部呢？且为数甚少的“乡土题材”电视片投放到广袤的农村“市场”上，不就成了“沧海之一粟”么？如是观之，前述的笑话虽然可笑，不也有着值得文化工作者反思其责的成份在内么？
　　两则笑话合在一起来看，窃以为：一是作家要跟上时代要熟悉生活；二是真正跟得上时代又熟悉生活的作家（比如高晓声）的作品，则应当以多种艺术形式使之回到“生活”中去，回到“生活”在作品典型环境的广大读者（或观众）中去，从而潜移默化地起到“推动生活”的作用，这才无愧于时代对文学艺术的要求和期望——若如此，由这两则“笑话”引发的思索与议论，也才不至于成为无补于事的茶余“清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