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杉为何“迁都” [复制链接]

第12版(企业界)
专栏：头条竞赛

　　杉杉为何“迁都”
　　本报记者 白天亮 朱剑红
　　从1995年科龙集团把自己的总部从广东顺德搬到香港以来，人们陆续发现一些著名企业将总部搬离它们的出生地。企业“迁都”成为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
　　到今年1月10日，杉杉集团将总部从宁波迁到上海整一年。回想起一年前那天，杉杉的员工们至今记忆犹新。下午4时，员工们忽然接到董事会的通知，企业总部明天迁往上海，请整理好各自的东西，搬家公司一个小时后到。没有什么疑问和慌乱，所有的一切安静而有序地进行。第二天早上8时30分，还是昨天的那些员工，还是那些熟悉的办公家具，还是那些正在完成的工作，但窗外，已是上海浦东林立的高楼大厦了。
　　一个总资产25亿元、当年销售收入23亿多元的公司总部就这样在一夜之间完成了搬迁过程，速度之快让人惊叹。
　　“迁都是企业发展的需要”
　　宁波，是“杉杉”的生身之地。10年前，一家员工不足300人、负债累累的地方小厂迎来了新任厂长。新厂长上任推行的品牌战略和无形资产经营使这个小厂迅速获益，1992年成为宁波市经营规模最大的工业企业，1997年列全国服装行业利税总额第一名，1999年入选中国著名企业500强。毫无疑问，这番成功与宁波深远的服装传统、开放的发展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成功的“杉杉”对宁波这块土地始终充满了感激之情，但它为何还是选择离去呢？
　　据了解，早在1996年的时候，杉杉的决策层决定对集团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确定了未来发展的三大板块，一个是传统的服装，另外两个分别是高科技板块和资本运作。杉杉对企业自身的定位是国际化——人才国际化、管理国际化、产品国际化。于是，宁波这个舞台就有些嫌小。杉杉的总裁郑永刚说：“企业成长了，必然要寻求新的突破。当自己所处的地方不具备某种发展的条件和优势，又可以通过搬迁总部来解决时，一切就变得顺理成章。所以，杉杉迁都是企业发展的需要，是企业成长的一种必然。”
　　至于更好的栖身之地，“我们再也找不到比上海更合适的地方了。”
　　1996年，上海南京路有一个位置甚好的天桥广告，杉杉和上海本地的好几家服装企业都想要，最后争到了上海市政府那里。上海的领导这样批复：“谁是中国最好的服装企业，谁做。”最后，杉杉赢得了这一位置。从那时起，上海市的襟怀和气概就给杉杉留下极深的印象。
　　上海的魅力也是杉杉不能拒绝的。这个昔日民族资本主义的大摇篮，至今仍保留着浓浓的商业氛围，人们认为它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与世界经济接轨的窗口。近几年来，国家加大对浦东的开发，投资力度前所未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公司都纷纷将地区总部设在这里。郑永刚觉得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投资硬环境如此之好的地方，这样一个现代化大都市与一个定位于国际化的大企业的总部功能相辅相成。
　　此外，上海近几年吸引企业“迁都”的意识也很强。在1999年《财富》论坛上，上海市领导交给与会的上海企业首脑们的一个任务，就是有针对性地接触，吸引更多的国内外大企业将其总部设到上海来。此前沪府的18号文件《进一步扩大对内开放服务全国的若干意见》，也旨在降低门槛，营造良好氛围，吸纳国内的民营企业到上海来建总部。
　　“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站在浦东杉杉总部的办公室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窗外美国通用、德国西门子以及宝钢等大型企业的广告牌。“从前在宁波，我们是最大的企业，找不到对手，现在完全不同了。每天看着这些大公司的牌子，真感觉喘不过气来，再也没了当初的老大心态，上上下下憋着一股劲，想干出个名堂来。”观念上的变化，成了企业相当大的动力。
　　浦东对高级人才的吸引也非同一般。迁都一年间，杉杉总部的人员结构调整了40％，吸收了一大批高级人才，有高级工程师，有教授，有60多位留学归来的博士、硕士，在人才上实现了多元化、国际化。与此同时，高科技项目与资本运作计划也顺利开展。
　　还有一些好处是迁都前没有想到的。
　　到上海刚一个月，美国、加拿大两国大使馆的商务参赞就主动登门拜访。不用自己费劲就可以实现这种国际性的对话、交流，着实出乎杉杉的意料。
　　上海市政府请杉杉总裁郑永刚做了上海市政府经济决策咨询专家。对于自己这个外来户，上海市政府如此诚心接纳，令杉杉更有信心。而总部所在的浦东新区除了每月一次发函咨询企业对政府各部门有何意见外，再无打扰，真正是服务型的政府。
　　“企业就是要寻找这样利于成长的好环境。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迁都’决定是正确的”，杉杉领导这样说。
　　“体制灵活使企业‘迁都’成为可能”
　　企业成长起来了想迁都，不止杉杉一家。能不能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所在地政府态度。事实上，有的企业因迁移总部与原所在地政府伤了和气，更多的是受到种种有形或无形的牵制而无法搬迁。杉杉何以能干净利落地实现了自己的想法呢？
　　郑永刚首先将其归功于杉杉有一个好的企业体制。据了解，在1989年郑永刚接手杉杉时，杉杉是一家纯粹的国有企业，但资不低债、两个月未给职工发工资。1990年企业开始好转时，大胆地搞了职工风险基金持股会，对原来的国有资产进行反收购，职工持有。其后又利用上市等各种机会，实现了股权多元化，到1999年，政府的股份只占到3．2％。没有了资本上的纽带关系，企业当然有权力决定自己的事情，地方政府也不便过多地干预啦。
　　记者曾试图与宁波市政府取得联系，听听他们对杉杉迁都的想法。但联系了几位市领导，对方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推掉了。一位副市长的秘书后来一接记者的电话就一言不发关掉手机。虽然，杉杉表示宁波官方对他们的举动颇为理解，也不做干预，但“孩儿大不由娘”，宁波市政府心中的感情挺复杂。
　　地方政府不愿放企业走，最主要是担心放跑纳税大户。杉杉在这一点上做了技术性的处理。经过考虑，他们认为服装加工厂还要设在宁波，这里成本低、情况熟。这样虽然杉杉新增的税收交给了上海，但也保证了原有的一大块税收继续在宁波。在郑永刚看来，企业提供就业机会以及依法纳税，不应该受区域限制，因为最终都是为了国家。
　　杉杉在宁波一直与地方政府保持较为良好的关系。企业发展大了，就主动地搞一些社会公益活动，回报社会。遇上地方有大的规划项目，也真诚地提供帮助。这次要走，地方政府可能有一些不高兴，但并未过多阻拦。
　　现在回想一年前的这番动作，郑永刚总结成这样一句话：“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上海的诚心接纳，再加上宁波方面的开明，杉杉最终顺利‘迁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