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谁的思想问题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究竟是谁的思想问题
陈鸿翔
我原是唐山铁道学院电机系电讯组的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主要课程是铁路上的通讯设备。一九五二年暑期毕业后，我和其他大学电讯系毕业的同学一道，被分配在广播事业局工作。其中有五、六十人被分配在该局基本建设处，我被分配在基本建设处的计划科。由于这个科确实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我和另外四个同学便整天闲着。在这期间（从十月到年底），我曾请求领导方面研究一下我们的工作问题，可是一直没有得到反应。
我们闲得实在没办法，马增龄等三人每天到北京图书馆去找资料，既无一定内容，又无计划；我和喻万祥则翻阅过去各地方电台给我局的公文，想从这里面找出一些可做的事情；但依旧找不到什么
工作可做。为此，我还曾把这情况反映给前中央人事部，请求解决，也无结果。
一九五三年初，局的组织机构变动了，我又被调到设计处综合技术科。但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工作不外是装订图纸、抄写、翻译和采购之类，其余的办公时间还是闲着。后来，建台工作开始了，领导方面把我和马增龄派去做台址勘察工作。这以后，我们不是去向都市计划委员会要土地，向电厂要电，搜集设计资料（包括关于砖、木、砂石等的性能、产地和抽水马桶的式样等等的资料）；就是领人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大学去拍摄所谓“民族形式”建筑物的照片，或了解场地附近上下水道情况等等。诸如此类的工作当然都是重要的，但是让几个既不懂土木建筑工程，又不懂地质钻探的学电讯的大学生去做，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我虽然尽力完成了上级交给我的任务，但我仍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说：“这是要我们不务正业。”没想到，为了这句话，处的领导同志给了我许多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不声不响地工作了。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初，不是在本市，就是在外埠，搞电台台址选择工作。这是一项包括土木建筑、地质钻探、卫生工程、电力、电讯等各种技术专业的综合而复杂的工作，苏联以及我国有些部门，都是由各方面的有经验的技术人员组成专门委员会来负责；但广播事业局却把这件工作交给我们这些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电讯的大学生去做。由于我们一两个人决不可能掌握这许多专门技术知识，所以不仅不能正确地解决台址选择问题，而且也不可能解决工作中遇到的任何技术问题，结果只好做些行政事务工作，今天和这个单位联系，明天跟那个单位协商，抄资料，了解情况。虽然我们也是努力地工作，但效果当然不会好的。领导方面不从对负责台址选择工作的组织机构和人员配备上去检查，还认为是我们不安心工作所致。
在一九五四年初，我曾根据一年来的工作经验又给前中央人事部提出意见，并亲自去谈了几次。可是人事部只是把我的报告转给我局人事处，便不再作进一步的了解了。一天，人事处干部科长吴溪亭找我谈话，他也奇怪怎么会把我分配到广播事业局来，答应研究处理。可是不久，我去找处秘书张文翥，他说：“人事处已经把你的报告转来了。董处长说，工作需要，不能调动。”紧接着，团总支书记张戈也找我谈话，说：“你不像刚来局时那样积极有为了，现在在考虑个人问题了。希望你能安心工作。工作不是一辈子不改变的。”又说：“越级提意见是可以的，但问题在于本部门肯放你呀！希望你分析一下写报告的动机。”为了这件事，我苦闷了好几天。难道说，为了争取做自己熟悉的和比较接近自己所学的业务的工作，就是动机不纯吗？我很难想通。但我仍克制自己，尽力做好工作。
由于我前后提过不少次意见，所以我空闲时温习温习业务，看看电讯书籍，同志们就也认为我是不安心工作，批评我的学习不结合实际。试问，我的业务应该是什么呢？
不久，组织机构又变了，我和马增龄以及二位科长（均为电讯技术员）又被调到基本建设处勘察科，工作内容仍没有改变。这样一直到一九五四年七月，科长李孝勖又突然动员我改行去搞测量，专门测量场地的经纬度。他说：“电台需要测量经纬度的人材。你是大学毕业生，有文化，学什么都行。你经常和测量队一起工作，学测量很合适。马增龄去学工程地质。将来我们局有了你们，勘察就可以不依靠外援了。”我不同意这种作法。我说：“每个单位都自搞一套，不求外援，这是分散主义思想；而且，即或我们学会了，也不能不依靠外援。同时，电台每年建设数量有限，测一个工地的经纬度不过要一个星期的时间，试问一人一年能有几天在工作呢？”但他说：“现在学电讯的人多，学勘察的人少，国家不给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只好让你们改行。你应当服从国家的需要，希望你再仔细考虑考虑。”我虽然没有答应改行，但仍然抽空学测量，以后也不知为什么，处里又不再提这个问题了。
最近，勘察科分为测量钻探科和勘察组，我和马增龄被调到勘察组，还是原来的工作。也许是由于长期体验的结果，发现工作分配不合理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的前任科长李孝勖、副科长王家宝和我们，以科的名义在改组时曾提出一个书面意见，要求重新考虑这个组织机构和人员配备的问题；处里虽然召开了一次科组长会议，对这一问题作了讨论，可是处长会议最后决定：仍维持原议。
最近我又闲起来了，我和设计处张磊副处长商量，是否能调整一下我的工作，他未表示可否，只问我：“你看设计处那一科对你合适？将来需要建设铁塔，你去学铁塔（铁塔属于土木系钢结构专业）怎么样？”我说：“为什么一定要在本处考虑呢？为什么不可以考虑把我调出处或调出局去呢？”他一笑置之，还是希望我能在处里考虑。
二年半来，我提了不少意见，也挨了不少批评；但问题直到今天还没有解决。这种不合理使用干部的现象在我们局里是不少的，如设计处卫生工程科有四个技术员是大学电讯系毕业的，他们现在担任的工作，除了真空管冷却，还搞上下水道，暖气通风。在电力科，除了科长，有八位技术员都是学电讯的。正因为分配使用不当，窝工现象也比较普遍：播音室线路科在一九五四年底订一九五五年计划时，由于任务少，大学生的使用率只达百分之五十二。测量钻探科的王承明等四人被派往铁道部学钻探和化验，打算自己成立钻探队、化验室。等到他们学习回来，设备也购好了；但由于考虑到现在有精简的原则，最近又决定不成立了；这四位同志已被浪费了一年（五个月是在学钻探、化验，七个月是闲着）的光阴。其间还让他们去装订图纸，据说这比闲着好！
我想问一问，在国家大规模建设开始的时期，广播事业局让这许多高等学校毕业生“不务正业”，究竟是我们这些毕业生的思想问题，还是他们的思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