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胡风对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看法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评胡风对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看法
黄药眠
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这种思想同样也表现在他对于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看法上。本文的目的，就是想就这个问题揭露胡风文艺思想的反动本质。
现在先谈问题的提法。
文学是社会现象，因此在文学里面，内容和形式的问题，就不能光从文学本身去看，而是首先要从社会阶级斗争的形势去看。不错，作品的内容、作者的思想意识等决定着作品的形式。但内容决定形式，只是指一般方向的决定。同一个内容可能有多种多样的形式。至于这一个内容，为什么采取这一个形式，首先是和当时的社会生活、阶级斗争的形势有关系的。比方“五四”的新文学运动，当时所产生的文体改革正是当时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所要求的。我完全同意阿·叶高洛夫的话，“艺术形式不仅是由被反映的对象的特点决定的，而且是由社会实践的特殊需要决定的。”（“学习译丛”一九五五年第三期四九页）。是的，必须从整个斗争形势去看内容和形式问题，我们才能够充分理解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否则只有把文学现象和社会割裂开来。在文学里面，内容决定形式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和斗争的基础上来进行的。这些生活和斗争向作者提供了他所要反映的内容，同时也影响着作者去采取一定的形式。
这一个命题，我认为很重要。因为正是根据这一个客观规律，我们才鼓励作家要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创作。日丹诺夫也曾根据这个规律斥责了那些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音乐家们。他说：“我们忘记了：音乐艺术大家是对任何样式都不回避的，只要这些样式有助于把音乐艺术推进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一一○页）
但是胡风不是这样，他一开始就是就文学谈文学。他死抓内容和形式统一，内容决定形式的命题，而没有了解到更基本的命题是：文学是社会现象。胡风不了解这一点，所以他也就把内容和形式的问题，孤立起来看了。这是第一点。
其次，我们所说的艺术文学战线，它的范围是包括很广的。当然，我们必须重视那些为千万人所爱读的伟大作品，但同时我们也得注意广泛的群众文艺。诚如俄共（布）中央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的决议“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所指出的：“这种群众文化成长的一部分是新文学的成长——首先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文学的成长，从其萌芽的但同时在范围方面空前广泛的形式（工人通讯、农村通讯、墙报及其他）起，直到思想性很强的文艺作品为止。”因为艺术文学所包涵的范围很广，所以当我们谈到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问题的时候，就不能不考虑到整个的文艺战线，不能不考虑到怎样在广大的人民大众当中进行宣传教育问题，怎样使文艺成为大众的文化食粮而为他们所喜爱的问题。
但是胡风不是这样，他看不起人民，他看不起人民大众的萌芽状态的文学，他是不重视文学的政治效果的。正因为这样，所以他的视野是狭小的，谈起内容和形式来，也就只能从他所看见的片面的文学现象去揣摩猜测。这是第二点。
再其次，我们认为某一特定时期的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问题，是和当时的人民的风俗习惯、人民的文化水准有关的。人民自己的创作影响到作家，人民的文化要求同样也影响到作家，不仅影响到作品的内容，同时也影响到它的形式。高尔基的许多论文中，就贯穿着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和人民创作的相互影响、相互丰富的思想。而高斯波塔列夫在论“苏联人民创作是人民创作史中的新阶段”一文里，也曾说过：“……但是人民创作的某些风格仍然完全保留着这种口头性。这不是由于残余，不是仅仅由于一种‘传统的力量’决定的（像某些人错误地设想那样）而正是苏联人民需要这种口头的、文学的创作和传播的方法的结果。”（“苏联人民口头创作引论”四十七页）这样看来，当谈到文学中的内容和形式时，我们是必须联系到当时一般人民的文化生活、趣味和风尚的。
但是胡风不是这样。他认为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是由作者自己决定，和当时人民的文化水准、趣味和风尚无关。而且还武断地说“‘大众所习见常闻’，‘为他们所熟悉、所感到亲切’，这和‘形式底能动性不过是用着特殊的形态表现发展过程底内容本身的能动性的东西’这一科学的真理没有任何共通之点，只能是对于‘存在的皆是合理的’这一反动命题的呼应。”（“论民族形式问题”五十五页）胡风极端蔑视人民大众所习见常闻的东西，认为它并不足以作为新的形式的构成因素，这是第三点。
这样看来，胡风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脱离人民的文化生活去谈内容与形式问题，他的出发点就已经错了，那末他之深陷于谬误的深渊，也就只好具有“宿命的”性格了。
现在让我们再进一步来研究一下他对于艺术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本身的看法。
首先是关于内容和形式的解释问题。也就是说什么是文学的内容，什么是文学的形式的问题。
从认识论看，客观存在是内容，而人的思想意识则是形式。（参看“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二九一页）在这一个意义上，文学和科学不同之处是在于文学是通过形象的形式去反映事物，而科学则是通过概念公式等形式去反映客观事物。两者之不同，是在于反映的形式不同。但是就文学本身说，文学的内容乃是作者所感触到的，所意识到的，和以一定的社会理想的光芒去照耀的现实现象。光是思想认识不能构成作品的内容，光是事物的描写也不能构成作品的内容。作品的内容是包涵着所描写的对象在内的。至于形象，它是内容，又是形式。它是内容，因为作家的思维就是形象地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形式，因为它包涵着有许多思想，它是思想的体现。至于文章的体裁，情节结构，那是文学形象内容的表现形式。
但是胡风不是这样。他认为“由现实主义的方法出发，内容是体现在具体的形象里面的、科学的认识，形式是通过了科学的认识的、具体的形象。”（“论民族形式问题”七十三页）这里胡风把形象简单地看成是只有形式的意义。我们都知道作家创作的时候，需要形象地思维，这种思维本身具有具体性，同时也具有内容的意义。如果照胡风这样说法，具体的形象只是具有科学思想的形式，主要是形式的意义，那末所谓作品的内容也就只能是具有一些表象的抽象的认识。既然内容决定形式，那么作家也就只有根据抽象的认识去找寻具体的形象，而创作过程也就只有变成为抽象的认识，找寻具体形象来体现的过程。显然，这样的解释是完全抹煞了形象思维的特征的。胡风常常骂人庸俗社会学。我看倒正是胡风陷进到庸俗社会学的泥坑里去了。
第二是内容和形式的历史传统问题。在我们看来，我们今天的革命文学，一方面是我们的头脑对于客观现实的反映，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的革命文学却又正是我们中国过去进步的古典文学之历史的发展。当然这个发展是包涵着质的变化的。
但是胡风不是这样。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从而也就没有什么文学遗产可以继承。他完全否认我们的古典文学的进步传统，认为民主主义的思想成分，“不是摧毁了就是被阻留在梦想性的原始状态里面”（“论民族形式问题”四九页），但同时在另外一方面，他又极端崇拜外国资本主义的文化。他说，“……以它为盟主（指中国的市民阶级——药眠）的中国人民爆发了一个伟大的文学革命，从先进国（指资本主义国家——药眠）累积了几百年的、一般意识形态上的和文艺上的民主主义的斗争经验里面，惊喜若狂地找着了能够组织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认识，能够说出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感应的、创作方法上的丰富的源泉。”（“论民族形式问题”五十页）这样胡风就不仅是割断了中国现实主义的文学之历史发展的线索，曲解了五四文学的意义，把领导权送给市民阶级，而且还无耻地拜倒在反动文人胡适的“全盘西化”论的世界主义的门下。胡风不懂得而且也不愿意懂得，我们中国过去的许多伟大作品，它们并不是作为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为封建王朝服务，而是作为暴露封建制度的黑暗，作为体现人民的希望和要求而存在的，它们都正是人民自己的东西。
同样在形式问题上，胡风也是极端蔑视民族传统的。他认为中国过去的文学的形式“都是被封建意识的内容所规定了‘宿命的’性格”。胡风不懂得，而且也不愿意懂得，只要我们坚持文学的进步的立场，我们是可以而且应该利用旧形式的。内容决定形式，新内容可以创造新形式，同时也可以利用旧形式，创造新形式和利用旧形式，并不是对立的。是的，旧的文学形式是为旧的文学内容所决定的；但当形式一被创造出来，它就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当然其中有一部分形式是随它的内容的死亡而死亡了，但也有一部分形式作为美的因素，作为文学遗产而被保留下来。即使是在封建阶级的文学里面，也并不就没有美的形式可以给我们撷取了。工人阶级是人类一切优良文化的继承者，为了要创造出美好的文学，他就不能在光秃秃的地面上去从事工作，或者以“内容决定形式”的空喊为满足，他必须利用旧有的形式，加以改造，补充，使它为新的内容服务，并从这里去创造新形式。所以胡风诋毁中国的旧形式，实际上也正是以左倾的空谈来破坏真正的新形式的创造。
列宁说过“我们必须保存那些美好的东西，拿它来做模范，从它再出发，即使它是‘陈旧了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二○五页）。又说，新的思想内容“无论在或新或旧的形式中都能够而且应该表现出来，都能够而且应该改造、战胜与征服一切的形式，不仅是新的形式，而且是旧的形式，——但并不是要与旧形式调和，而是要善于把所有一切新旧形式变为共产主义获得完全的和最后的、坚决的和彻底的胜利所运用的武器。”（“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七六六页）
你瞧，列宁是主张新内容可以征服一切新旧形式把自己表现出来的，而胡风则认为新内容只能够有新形式。这样看起来，胡风最爱骂人“拉普”派，可不正是他自己掉进“拉普”派的泥沼里了吗？
第三是内容和形式在发展中的相互关系问题。
胡风为了否定民族形式，所以他特别强调形式之发
展的概念。他说“民族形式不是固定了的概念，
而是要随着内容的发展，随着历史要求的发展（变
化）而发展（变化）的”（“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八十页）。
当然谁也没有说过民族形式是永远原地踏步，
不向前进的。但是必须明白，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
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经济生活以
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稳定的人
们共同体。而且作为民族形式的首要标志的民族语
言，其语法及基本词汇却又都是变化得很慢，在很
长的时期中都还可能保留着的。这样看起来，胡风
所说的内容有什么变化，形式也就有什么变化的平
行发展的理论是十分错误，而且根本和马克思列宁
主义相反的。
胡风为了证明他的论据的正确，他还引了斯大
林的话，说冲突是“存在于旧形式和新内容之间，
因为新内容寻求新形式，并且趋向于新形式。”（“意
见”八十三页）并且还注明引自“斯大林全集”第
一卷二九二页。打开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二九二页来
看，不错是有这一句附注。但如果从二九一页一路看下去，我们就可以知道胡风所引的这个附注是带有附带说明的意思，而斯大林的主要论点却正是恰好和胡风所企图证明的意见相反。在二九一页里面，斯大林说，“在发展过程中，内容先于形式，形式落后于内容。”又说“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或那种形式因落后于自己的内容，始终不能完全适合于这个内容，于是新的内容‘不得不’暂时包藏在旧的形式中，因而引起它们之间的冲突。”
显然斯大林的这个提法是和马克思列宁的提法完全一致的。他对于“内容决定形式”，“内容与形式统一”的命题作了更细致的补充。在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和胡风的“理论”有以下的三点分歧。第一、我们认为内容先行于形式，形式是落后于内容的，但胡风则认为形式和内容是一定平行地或者是相应地发展的；第二、我们认为既然形式落后于内容，因此，新的内容常常不得不暂时包藏在旧形式中，但胡风认为新内容只能采取新形式，旧形式是不能存在的，谁要去考虑它，谁就是民族复古主义。第三、我们认为新内容和旧形式冲突，最后新内容突破了旧形式而构成了新形式，但新形式本身却又不是和旧形式完全绝缘的东西。毛主席说的推陈出新，正是这个意思。但胡风不是这样，他认为新形式是和旧形式绝缘的。新形式只有从外国去移植过来。你瞧，胡风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还不是很明显吗？
第四是对于民族形式的看法问题。胡风认为：
“争取‘民族形式’的发展，实际上是争取‘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能够更胜利地得到艺术的表现。”（“意见”八八页）当然艺术的表现，我们是不反对的。但是问题是在于胡风企图用他这个“艺术的表现”来取消民族形式。在他看来，民族形式是不可能有艺术的表现的，因此为了艺术的缘故，就只好不要民族形式了。在他看来，民族形式是和新形式的创造对立的，因此为了创造新形式的缘故，就只好不要旧形式了。
但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这个命题是为大家所熟知的。那么怎样来解释这个民族形式呢？于是胡风又引了斯大林一段话，即“按其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按其形式是民族的，也就是按其语言是民族的”。接着胡风就来一个解释说“这是理解文学上的民族形式的唯一原则。”（“意见”八十页）
显然，胡风在这里又是曲解了斯大林的意思。我们知道语言是民族形式的第一个标志，但并不是唯一的标志。据我们所知，民族形式，它还包涵着民族的生活习惯，如带有民族特性的人物之动作和表情等，还包涵着历史文化的传统，如各种不同的历史传说，人物故事等，也还包涵作品的结构和文体。胡风企图把民族形式简单化成为只是语言问题，其目的，也无非是企图取消民族形式。
胡风对于民族形式是十分深恶痛绝的。他不仅把它还原为只是简单的民族语言问题，而且进一步把语言问题，还原到口语的纪录问题。他说：“要作为文艺形式的基本材料的语言（文字）能够使国民（大众）生活的内容、的色泽、的韵律，像它们本身那么丰富地得到反映，就得使国民（大众）的口头语言能够照原音一样地在纸面上纪录出来。”
（“论民族形式问题”九二——九三页）这样胡风就把语言的典型化，个性化的问题完全抹煞，而拜倒在语言上的自然主义的足下。同时胡风也就把民族形式贬低到只是口头语纪录问题了。在这一点上，恰好他又是和反动派胡适有其相同之处。
为什么胡风对于民族形式如此深恶痛绝，总是要用一切方法加以抹煞和歪曲？我想，只要看他如何强调以“市民为盟主”的文学传统，如何重视从资本主义国家移植过来的形式，如何强调要表现
“生活里潜藏着的战斗要求”，那末我们就不难了解到胡风的主要意图乃是企图以他的资产阶级的文学路线来抵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路线。
最后是文学中的形式和技巧问题。在我们看来内容是主导的，但是我们从来也不忽视形式和技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告诉我们
“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而高尔基也曾说过“青年哟！假如你理解了：在工作时，常起决定的作用的并不是材料而是技术的话，那是对你很有用的。从白桦的圆棒上既可制造出斧柄，也可以雕刻出美好的人像。”（“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二八八页）从以上这些话，可以看出无论是毛主席，无论是高尔基都是很重视形式和技巧的。
但是胡风不是这样。在他的文学批评的论文中，谈到形式和技巧的问题是很少的。他非常看不起形式和技巧。不仅这样，他甚至对一些研究形式和技巧的同志们加以剧烈的嘲讽。就是在他批评“文艺报”的发言中，他也还在讥讽作家协会所举办的关于诗歌形式的讨论，认为讨论了形式就是形式主义，就是向资产阶级的美学投降。其实，研究形式和技巧，这乃是作家文学批评家份内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把技巧更提高，形式弄得更完美，使它更能够为我们的进步内容服务，使得我们的进步的文学内容有更多的光彩，产生更大的影响，这有什么不好呢？难道我们一定要把进步的思想内容用简陋的形式来表现才能够算是有革命性么？
我是知道胡风的这种主张，其目的何在的。原来在他看来文学主要的是要把求生的野性、原始的生命力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他要我们去崇拜原始主义。但是我们必须告诉胡风，我们是绝对不能让它这种反动的文学主张泛滥开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