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城打假记 [复制链接]

第10版(社会调查)
专栏：

　　襄城打假记
　　本报记者 李晓清
　　记者虽然多次参加打假活动，但怎么也没想到河南襄城县制造假烟的活动会这样猖獗。
　　2月29日7时，由国家烟草专卖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的打假活动拉开帷幕，几百人的打假队伍直扑目标。
　　上午9时，执法人员在丁营乡葛庄包围了一个距公路不到百米的制假工厂。简陋的厂房内堆积着劣质烟梗、烟叶，上面长满了白毛，抓起一把，温温的、湿乎乎的，一股霉味直冲鼻子。
　　记者从厂房出来，发现外面围观的村民越聚越多，这些人与执法人员对峙，不时发出谩骂声。他们为什么这样激动？一位执法人员告诉记者，这个工厂是村民以股份制形式建起来的，相当多的村民入了股。正说着，几块石头从人群中向我们飞来。
　　执法人员对制假窝点进行了细致严密的搜查，没发现主要生产设备大切丝机，显然被转移走了。“这次行动不是非常保密吗？”记者问。得到的回答是：“造假者早就雇人沿途监视打假队伍的行踪，随时用手机联系。平时，他们还以每人每天20元的费用雇人日夜巡逻。”
　　丁营乡党委副书记李富贵忙前忙后地张罗着。执法人员要把电断掉，以便拆除剩余的设备。李富贵好不容易将村党支部副书记杜进友找到，说：“快去找电工。”“找不着。”杜进友一脸为难地回答。“找不着也要找。”杜进友慢腾腾地去了，直到打假队伍离开也没回来，更不用说电工了，其他村干部也未露面。执法人员只好将设备贴上封条，留待以后处理。
　　记者注意到，村里许多宅院中堆的烟包比房脊还高。“这些都是假烟原料。”曾在全国各地多次组织打假的张永军处长告诉记者。即使在假烟产量最多的地区，造假者也是将工厂深藏于地下或山洞中，表面不露一丝痕迹。这里胆敢在光天化日下造假，说明法制观念太淡薄，执法环境太差。
　　中午12时，我们来到杜庄。这是丁营乡另一个造假专业村。打假队伍悄悄进村，只见各家各户的铁门紧锁，好像家中没人。执法人员翻墙跳进院子，打不开门，只好抡起榔头将门砸开。大家一拥而入，不想竟掉进了烟的海洋：几千条假冒“红旗渠”、“金芒果”、“顺和”、“喜梅”、“洛阳牡丹”、“乘龙”、“群英会”、“中华”牌香烟，整齐地码放在院子里。往房里一看，里面有人，他们苦着脸说自己是打工仔，老板跑了。可是当执法人员销毁假烟时，他们却忍不住射出既心痛又愤恨的目光。记者连进七八家，家家如此。与葛庄一样，这里最值钱的烟机也转移了。
　　记者就此问李富贵：“这样明目张胆地造假，乡里管不管？”“这一带从明朝起就种植烟叶，农民历来有自己手工卷烟的习惯，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也偷着干。”“对眼下的造假为什么不管？”县委一位干部走过来，悄悄对李富贵说，“不要讲了。”刚巧，一本记账用的收据被执法人员缴获了，上面记有造假者买香料、色素、烟叶、烟筋、烟丝、运费及电机修理费等款项支出，还有一页记载着———11月11日到工商所交工商管理费2000元，会计、出纳都有签名。大家猜测，造假工厂实行的是股份制，花钱要向股东有个交待，所以才留下这“宝贵”的记录。
　　这一天的打假行动，共收缴、销毁板凳切丝机11台，烘烟机4台，烟叶34250公斤，烟丝6000公斤，嘴棒17大箱，盘纸82盘，假烟83件，但价值最高的烟机都被转移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记者们连珠炮般地追问下，冯克坚县长承认：“明火执仗地造假，反映出我们基层政权存在软弱涣散、渎职等问题。”他向记者表示，县委、县政府要坚决站在打假第一线，追究有关部门、人员的责任，搜出被转移的烟机，在全县根绝造假活动。
　　亲临行动现场的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倪益瑾在接受采访时说：“去年，假烟、走私烟相当于全国卷烟总产量的11％，国家因此损失税利上百亿元。打假功在消费者，利在国家，各级烟草专卖部门要与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将这项工作长期坚持下去。”
　　执法人员在襄城县丁营乡葛庄村销毁制假用烟丝。 朱硕民摄
　　执法人员在襄城县丁营乡杜庄查获的部分假烟。 朱硕民摄（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