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世纪的回顾与前瞻 [复制链接]

第6版(文艺评论·读书天地)
专栏：文艺评论

　　□伴随着时代的风雨和变迁，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走过了百年历程，认真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并以科学眼光展望它的未来，已成为摆在文学理论界和学术界面前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文学理论：世纪的回顾与前瞻
　　董学文
　　过去的百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诞生、发育、成长、走向成熟的时期。伴随着时代的风雨和变迁，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走过了艰难而曲折的历程。这期间，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形成了许多的个性和特点。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认真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并以科学眼光展望它的未来，已成为摆在文学理论界和学术界面前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在“三大系统”的交互作用中运动发展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大致经历了从中国古代传统文论系统到西方近代文论系统再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这样一个不断趋向新形态的发展过程。在这“三大系统”相互交织又相互替代的运行轨迹中，反映着文学理论的历史随着社会结构变动而不断变化的基本趋势，反映着文学理论自身不停地向更科学更先进阶段迈进的自觉攀登。
　　本世纪初，欧美近代资产阶级文论的大量引入和某些先觉者对其实行的创造性转化，尤其是随后而来的排山倒海的“五四”新文学运动，颇有市场和势力的传统文论思想迅速“土崩瓦解”，中国文学理论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近代西方学说系统的软弱无力，缺乏民族性和大众性基础，尽管它也带来某些新气象，终于很快又被在与西方文论和古代文论竞争中异军突起、与时代和文学命运有更紧密联系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所取代，并逐步占据了文学理论领域话语的主导地位。
　　从全景看，现代以来，古代文论系统、西方文论系统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始终是共时态地存在着的。三者相互区别、相互斗争，又相互吸融、相互沟通，共同组合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格局的整体结构。在这种版图中，它们各自起着不同的作用。不过，在理论运动和文学实践过程中，真正左右中国文学理论现代化步伐，真正构成学说内部结构性张力的主要还是马克思主义文论观念和近现代西方文论系统。其中根本的原因是，这两种文论系统在传播和运用过程里都程度不同地将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吸纳其中，传统形态的文论体系在它们那里——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学理论形态中——实现了某种涅槃式的蜕变，创造性的再生。尽管这种“再生”过程还在继续，尽管这个过程中发生过摇摆和偏误，尽管仍有一些未被认识和“转化”的遗产，但无论如何不能否认中国现代文论系统与中国古代文论系统之间的血缘关系。
　　至于现代西方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在碰撞和冲突中的此消彼长，则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矛盾、文学需求、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西方文论系统还在延伸，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仍在增长，彼此渗透的态势似有加强。但从动态的全局范围考察，从对现当代文学的实际影响力度和对文学现象、文学规律解释的有效性来判断，总体上的优势和主流性的运动，显然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一边。近十几年来，西方现代文论系统的引进有迅速膨胀的一面，但就文学基本理论形态而言，它为善于批判、吸收、综合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丰富了研究视角、具体方法和理论层面，并不能在现实中取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的指导作用。
　　将经验教训转化成建设新形态的财富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在近一个世纪的运动途程中，透过经验教训形成了一些独具的特点，这是发展文学理论新形态的宝贵财富。
　　以进化论和唯物史观为向导的思想原则，一直是现代文学理论前进的一条主线。这是由中国特定的人文历史条件决定的。特别是“五四”以后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经与新民主主义文学运动的结合，经过革命队伍内部和外部的激烈论战，经过共产党人的勇敢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理论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在体系精神、概念范畴方面，还是在研究方法、价值取向方面，都初步建立了适应时代要求又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形象。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同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分不开的。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深受西方近现代文艺学说的影响，它是中西文化、文论交流融合的产物。毫无疑问，中国现代文论体系，含有许多西方文论的素养和成分。这是形成新的知识分类系谱的重要参照和借鉴。同时，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演变的规律又告诉我们，全盘地接受西方文论内容是不可行的，完全地摆脱中国传统文论的补养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在正确原则指引下，实现“中西打通”、“古今融会”，才能使缜密的理性方法和感悟的主观方式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品格，完成有效的阐释功能。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在整体上走的正是这条路。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长期处在动荡和变革的社会环境中，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它呼唤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强调理论的“启蒙性”、“现代性”和“民族性”；它重视文学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革命功利主义与艺术个性探索的协调；它高扬爱国主义精神，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芒，充满着忧患意识和人间情怀；它在努力论证和探求着文学审美特性与社会意识特性之间有机平衡的契合点。这是前进中的文学理论。这一关注社会、政治、人生的色彩，恰是伟大民族复兴拼搏精神在文学审美要求上的反映。这一特点，过去是、今后依然是进步文学理论的血脉和灵魂。
　　文学理论是一门社会学科，也是一门历史学科。它的范畴和观念的科学性是在历时态的运动中呈现的。当承认“真理是一个过程”的时候，就没有理由不承认过去时代文学理论许多有价值观点的合理性。诚然，文学有其相对的“自主性”、“自足性”和“自律性”，但文学像地球一样，它的“自转”必须绕着太阳的“公转”进行，离开“公转”的“自转”是要坠落的。不承认“自转”违背艺术规律，不承认“公转”也违背艺术规律。失去“公转”的结果就是失去了导引，失去了方向，只有把“公转律”和“自转律”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块，才符合文学的本质特性和实际规律。文学理论严格意义上说是求真的事业。求真是需要实事求是的，而实事求是最难的是全面。如果说过去的文学理论在“公转律”的研究上花功夫过多，缺少对“自转律”的仔细开掘，因而容易带来公式主义弊端的话，那么，如今有些文学理论则迷恋于“自转律”的展开，而放松“公转律”的界说，同样会带来另一种形态的公式主义的弊端。这两者，都是理论上缺乏辩证思维的产物。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进程中，有过多次教训和失误，造成过不少严重损失，它已从多方面启示我们，现在应该到了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时候了。
　　从分析走向综合，创立自己新学派
　　当我们展望未来并推动文学理论向前发展的时候，有理由说，中国文学理论面临着“新综合”的时代契机与历史任务。
　　综观文学理论百年史，大致可以说经历了两次“大综合”的运动。古代文论、西方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经过磨擦和较量、排斥和嫁接，从世纪之交到四十年代，基本上完成了现代文学思想史上的第一次“综合”的过程。有的理论已较成功地运用西方文论阐释中国古代文论；有的理论已较成功地用中国古代文论阐释西方文论；有的理论则依据现代文学理论史上的成果，弘扬传统，放眼国外，结合实际，把文学观发展到有中国作风和气派的新阶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产生，可以看做是第一次“综合”基本完成的显著标志。这一阶段“综合”的思想理论资源，至今还有进一步开凿和探讨的余地。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新思潮、新情况、新问题的涌现，尤其是西方现代诸种文艺学说的大量绍介和引进，人们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精华再认识的觉醒，中国文学理论界从九十年代开始，又进入新一轮“综合”、“创新”的时期。这次“综合”，在眼界上带有拓宽的性质，在观念上带有更新的性质，在方法上带有充实的性质，在境界上带有提升的性质，在风格上带有更加“现代化”、更加“民族化”的性质，在体系上带有更“学科化”、“完整化”的性质。这次“综合”，突出强调知识的有效积累，十分注重接着前人的理论往下讲的问题，因而具备了更为鲜明的理论创新意识。这次“综合”，像上一次“综合”一样，是现实提出的要求，是文学理论自身运动提出的命题，具有明显的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性。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在“知性思维”下走过了以社会为本位到以作家为本位到以作品为本位再到以读者为本位的全程。这种研究在各自领域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但对文学的整体把握上还有很大的距离。“真理是具体的”，“真理就是全体”，真理“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为了文学理论走向全面和深刻，在以往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走向“综合”，将各种要素整合成一体，将所谓的“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连结起来，并注意复杂关系之间的联系性，这是可行的发展目标。
　　新的“综合”，由于克服把主体和客体看做彼此孤立、互不相关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重视文学活动中主客双方的相互依存和相互渗透；由于吸取科学主义文论、人文主义文论以及价值学说的积极成果，注意维系文学中人的行动，并隐含某种超越和批判的功能，这样，势必把当代文学观推进到新的水准。中外文学理论发展的无数事实表明，从“分析”走向“综合”，是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离开创新，传统就会窒息。创新是学说发展的关键，学说生命力之所在。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学理论在综合基础上创新的时代，放出异彩的时代，将是一种能与世界各国文艺学说平等交流对话、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文学理论形态出现的时代。
　　为了创新，有必要提倡文学理论建立学派，发展学派。文学理论同其他理论一样，没有学派，就没有理论的原创性；没有学派，就没有真正的百家争鸣；没有学派，就没有对等的交往与竞赛；没有学派，就没有道地的中国特色；没有学派，就没有学术的大振兴和大繁荣。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我们应该大力提高文学理论的素质，大力增强文学理论的学术品格，以迎接新世纪文学实践的各种挑战。
　　文学理论学派的创立，不是简单的标新立异。学派的形成，要有属于自己的理论观点和理论系统，要有独特的治学方法和治学风格，要有开创性的学科成果，要有一支稳定的学术队伍，这是学派形成的基本标志。历史上任何一个发生积极影响的有活力的文学理论学派，总是不同程度地从某个侧面反映出时代精神和民族精魂。它的出现，有利于打破宗派的局囿，“和而不同”，相互尊重；有利于做到像荀子说的那样“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摒弃那种武断、主观、偏狭、刻薄的学风和文风。
　　中国的文学理论正在前进。在新的世纪里，它将有所作为，有所建树，有所创新，作出更大贡献。这是可以预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