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先生故里行 [复制链接]

第7版(人物记实)
专栏：

　　聊斋先生故里行
　　韩瑞亭
　　蒲松龄故里位于现今的淄博市淄川区。淄川古称般阳，汉景帝年间即已建县，是个历史悠久的古城。古城东北的黉山乃是道教名山，相传道家的祖师、战国时代的鬼谷子曾在此隐居授徒，苏秦、张仪、孙膑、庞涓皆出其门下。东汉的经学家郑玄亦曾在此山建院讲学传经，至今留有“郑公书院”的遗迹。宋代的范仲淹曾结庐于此，以涧中青石制成“范公砚”，流传为文人的珍藏之物，而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也曾在般阳做过两年太守。这一片满眼是青山秀水的土地而又盈贮了如此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它养育出蒲松龄这样的文人应是自然之理。蒲松龄字留仙，又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蒲公少有文才，十九岁考中秀才即名闻乡里，但自此以后竟屡试不中，穷愁潦倒，不得不以舌耕为生，当了五十年教书匠。古人云：“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或许正因为蒲公一生落魄，自谓“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深切体验过民生疾苦与人世艰危，才玉成了他的文学事业，遂令他那部亦真亦幻的奇书《聊斋志异》，成为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
　　我们先走进距蒲家庄百步之遥的聊斋艺术陈列馆。这是一座前馆后园、玲珑别致的建筑，占地二十余亩，景观三十多处，乃蒲家庄村民筹资百万元于1990年建成，寄托着当地乡民对于这位名播海内外的蒲氏先贤的崇敬缅怀。馆外有两只倚门相对的石狐，箕踞于青石基座上，媚态可掬，似在接迎远道而来的游客。进入“狐仙园”，但觉处处景观扑面而至，诸如“豆棚瓜架”、“留仙桥”、“拥翠亭”、“护红石”、“清虚园”等，皆与聊斋先生的生活与小说意境相联相关，让人如穿行于幻丽的仙境和幽冥世界。我在行走间不时思索：蒲公小说的魅力，也许正在于打通了人世与冥界、人类与自然万物之间的重重壁垒，笔锋在两界间自如往来，任情挥洒，令花木妖狐皆存人性，而将人间丑类榨出森森鬼气，由此表达作家对于世道人心的感悟。他的作品虽承袭了魏晋以来志怪小说的体式，却多缘于当时社会生活所激发的现实忧愤，故而在幻奇的表象之下隐含着丰沛的现实主义精神。所谓幻由人生，他的小说何尝不是一种早期的魔幻现实主义呢。
　　在闻名遐迩的“柳泉”旁，听着向导讲述当年的蒲公如何在这古井边上设茶招待来往过客、索要故事的情景。在翠柏环绕伴蒲公长眠的青冢下，听向导介绍“文革”中曾有人发掘蒲公墓，却并未发现什么奇珍异宝，一生清贫的聊斋先生在入土时只有枕下一部书，身边一管烟袋、几枚印章而已。这位生于草野的文学大师，确是“质本洁来还洁去”，唯一不能忘怀的乃是亲历目睹的民间疾苦。此刻，我不禁联想到年前在荧屏上很热闹了一阵的电视剧《雍正王朝》，此剧虽不无根据地翻了历史的旧案，给雍正这个有作为的皇帝洗刷了不好的名声，但却回避了这个末代王朝的衰朽腐败带给底层民众的深重苦难。所谓“康乾盛世”不过是历史学家的一种说法，蒲松龄的一生有五十多年是生活在康熙朝代，阅尽了如《促织》、《席方平》等作品中写出的虐吏横行、民不聊生的惨象，他那部曲折地表达着孤愤和不平之声的《聊斋》，正是这“盛世”的危言。三百年前的蒲公的感时之作，应当比今人的演义之作更逼近历史的本相。
　　蒲家庄是一处保存着古朴风格的旧式村落，村街曲折有致，青石砌地，宽约丈许，两侧民房多为坯墙，木格窗棂，麦草苫顶，村民为保持蒲公故里的旧貌，新建民居多向村外扩展。进蒲家庄东门走不多远，便来到聊斋先生的旧居，现已建为蒲松龄纪念馆。馆内院落相衔，青砖月门，竹棚花架，藤绕影壁，虽无堂皇富丽之态，或许比蒲公在世的家居环境气魄多了。进入深处的院落，便是名为“聊斋”的蒲公生前居所。斋房内阴冷凄清，靠南墙窗前立着一张老式书案，残漆斑驳已不见原色，案上一盏油灯、几件笔砚，《聊斋》这部传世之作想必就诞生于此案。东侧内室中的床榻是蒲公起居之处，老年丧妻的蒲公愁肠百结，终坐逝于床上。走出聊斋先生旧居，我的心中陡然涌上一团冷雾，深为这位一生清寒却时时系念国运民瘼的先辈文人而不平、而叹息。不过，关爱民众的作家终究会受到民众加倍的关爱。如今，蒲松龄的家乡淄博市已成为在省内名列前茅的经济发展、商贸兴旺的现代城市之一，乡亲们以建馆修园等方式来追念这位来自民间又消失于民间的作家，恐怕不仅仅是由于他一生中留下那么多幻奇诡丽的故事，以为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更是对于以文学表达民生疾苦、呼唤社会公正的有良知的作家的感情回报。尽管乡民们并未能直白道出为人生和改良这人生的文学主张，然而他们对蒲公的种种纪念行为却寄寓着分明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