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京市设计院在建筑设计中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错误的检讨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关于北京市设计院在建筑设计中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错误的检讨
　　北京市设计院副院长　沈勃
北京市设计院是一九五二年成立的。两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于全体设计人员的努力，学习了苏联先进经验，在工作上是有一定成绩的。设计质量逐步提高，一般建筑的造价也逐步降低。但我们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缺点。最主要的错误是严重地违犯了党和国家在建筑方面所明确规定的“实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方针，因而也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这些错误，是同我对市设计院的领导，同我的错误思想是分不开的。
我们的错误和缺点，主要表现在我们所作的某些建筑设计，特别是若干大型建筑物的设计，越来越脱离了党和国家所规定的方针，单纯地追求建筑物形象的“华美”，陷入了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泥坑。这种倾向的集中表现是只看过去、不看现在，一味抄袭古代宫殿和庙宇等建筑形式，可以说从屋顶、墙面、台基、内部装修、油漆粉刷，一直到门窗、灯盏，几乎无处不是仿古。因此，我们所设计的若干大型建筑物，不仅出现了琉璃瓦或筒瓦的宫殿式大屋顶，而且在建筑的内外装饰上，还出现了沥粉彩画、浮雕壁龛，以至虚设斗拱、大量贴金。其结果首先是大大地提高了建筑造价，浪费了国家大量的资金。仅就我们设计的十二项工程统计，光是由于盖了宫殿式大屋顶一项，就浪费了二百七十三万多元。其中仅西郊招待所主楼大屋顶就用了三十万件彩色的琉璃瓦，价值达二十余万元。甚至连西郊学生疗养院的厨房、洗衣房都加上了琉璃瓦大屋顶，因此这两座建筑每平方公尺造价高达三百元以上。摹仿故宫五凤楼屋顶而作的“四部一会”办公楼，甚至用钢筋混凝土作了四百多个大斗拱，每个重三百多斤，这样就有六十多吨重的斗拱悬挂在七层高楼的屋檐下，费了钱而又毫无用处。
为了建筑方面的“美观”和内外装修的富丽，我们不仅大量地挥霍了国家建设的资金，甚至还不惜牺牲房屋内部使用上的便利。西郊学生疗养院的行政楼、文娱楼生硬地搬用中国旧建筑中房屋分间的方法，即把房间分成明间、次间、梢间、一间比一间小，结果使得该大的房间小了，该小的房间大了，很不适用。这座疗养院手术室采光的设计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按照手术室的要求，应该只由北面采光，但在这里，由于设计人员单纯从建筑立面的对称美观出发，在东北两面都开了窗子，并且偏在一边，结果做起手术来很不方便。外表富丽堂皇的洗衣房和厨房，是这个疗养院全部工程造价最高的房间，但洗衣房的使用面积过小，烘干间每次只能烘十几件衣服，远远赶不上需要，房间的布置也极不适合于机器安装。西郊招待所南北辅楼中有四十多间房间，面积本来已经太小了，而我们的设计人员却不加思索地在房间里设计了四扇门（通向走道，阳台，卫生室和壁橱），而且位置很不恰当，结果弄得室内连床都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放。同样地，由于追求建筑形式上的独特、多样，标新立异地采用许多虚伪的和繁琐的装饰，而许多装饰物和配件又只能用手工生产，因而造成了施工的困难和必不可免的浪费。我们设计的门窗的种类不是根据日益丰富的经验和实用、经济、美观的原则逐渐标准化，而是一年比一年繁多。甚至在一座楼里采用了六十几种不同样式的门窗。这样一来，就使得门窗难以利用机器设备大量生产，而只好以手工业的方法去个别制作。此外，在我们设计的不少建筑中还采用了斧刃砖铺砌墙面，而这种斧刃砖要用人工把砖的五面磨光，每人每天一般只能磨五、六十块，不仅费工费时，而且磨砖时砖末飞扬，还严重影响工人的健康。
尤其严重的是我们某些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的设计人员，为了表现个人，显示自己，追逐个人主义的名誉，为自己树立“人工的纪念碑”，竟不惜糟蹋人民的血汗、国家的钱财，互相竞争比豪华，比气派，不断地提高建筑标准。在建筑形式上你摹仿明清，我就摹仿宋元，甚至上溯唐汉，总是越古越好。在建筑用材上，更是奢风日炽，例如一般墙面，从水泥抹面、水刷石发展到剁斧石、花岗石。铺装地面也从水磨石、美术水磨石发展到大理石、汉白玉。在装饰方面，乃至用精工雕刻，制成七层花边的大理石壁龛，用昂贵的紫檀木制作雕花的楼梯扶手，甚至不顾国家节约用铜的政策滥用铜五金，用铜料作宫灯、壁灯等装饰品。
这类繁琐堆砌、虚伪装饰、庸俗仿古的建筑，不仅完全脱离了实用和经济的原则，而且设计师片面追求美观的结果，实际上也并不美，有的甚至形象十分丑恶。人民群众批评某些“宫殿式”、“庙宇式”的新建筑是“现代古迹”、“现代大庙”，就足以说明我们千方百计所追求的“形式美”不但是落了空，而且实际上是人民大众所不欢迎、所唾弃的东西。
以上这种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恶劣倾向，到一九五四年已发展到极端严重的地步。这种只顾形式，不顾内容，盲目抄袭古代建筑形式的作法，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建筑方面的具体表现。它既违反了党和国家的建筑原则，又违背了尽可能集中财力物力首先进行工业建设的国家建设方针。因而我们所犯的这种错误，不仅是在经济上浪费了国家大量金钱，而且助长了鼓舞了资产阶级的错误设计思想的蔓延和发展，在政治上也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市设计院的实际领导者，我对上述错误的发生和发展是负有主要责任的。我还记得，一九五○年北京市公安局盖办公楼的时候，由于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先生硬要他们加上一个大屋顶，浪费了很多的建筑费，结果使公安局因限于经费，少盖了一层楼，白白牺牲了四十二间房屋的使用面积。市长曾对这种作法给予严厉的批评，并且提起注意以后不要再这样办。市设计院成立以后，市委并曾以此为例，一再指示我不要盲目追求古建筑的形式，明确指出高楼戴上“道士帽”，不但费钱，而且难看，要我在工作中认真贯彻中央“实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建筑原则。可是我没有把党的这些主张加以认真研究，使之成为自己思想中有力的抗毒素。因此，当着建筑界某些“权威人士”到处写文章、作报告，一再提倡“建筑就是艺术”的荒谬理论，并在“发扬民族建筑形式”等漂亮口号掩饰下，大肆鼓吹其错误的、反动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建筑思想的时候，我就不能把党的和资产阶级的这两种互相对立的建筑原则在思想上加以是非分明的鉴别，致使这股有毒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逆流在市设计院的工作中泛滥猖狂起来。
这种情况，就清楚地说明了：我的政治觉悟是不高的，组织观念是不强的。面对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逆流，我放弃了党所指示的原则，在思想上被解除了武装，实际上放弃了领导，没有坚决地依据党和国家在建筑事业方面的原则和指示，对它展开有力的批判和斗争，反而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同时，对于过去几年中某些比较好的，即基本上符合于党的建筑原则的设计，也没有加以支持和发扬，结果正气不张，邪气上升，在工作中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北京市设计院是国家的设计机构，我们的设计人员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我们在设计绘图中，
一笔一划，都应该考虑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都应该贯注着强烈的国家观念和政治责任感，可是我们没有很好地以这种精神来教育设计人员。在设计实践中，只听凭建设单位（即业主）叫怎样设计就怎样设计，当某些建设单位存在着铺张浪费思想，在建筑标准的要求上，不考虑国家利益而追求豪华排场的时候，我们的设计人员就只是对业主负责，而不对国家负责了，有的甚至推波助澜，要业主向国家要求追加预算，毫不动心地共同挥霍国家的资金，有时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某些工作人员无组织无纪律地按照他们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观点，对某些建筑设计提出错误的、不合理的要求，设计人员也不据理力争，相反，为了迎合他们的爱好，甚至故意给建筑物加上一个大屋顶，以求在所谓“建筑权威”面前顺利“过关”，这些都说明我们没有自觉地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来对待国家建设事业。
对于上述错误，去年十月我院在检查总结工作时已有所察觉，但思想上仍然认识得不深刻，检查也很不彻底。去年十一月间市委召集前中央设计院、北京市设计院、清华大学建筑系等单位从事建筑工作和教学工作的共产党员，又给了系统的指示，对建筑方面的反人民的、反动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即资产阶级思想，作了严厉的批评。接着又学习了赫鲁晓夫同志在全苏建筑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和我国建筑工程部设计与施工工作会议的有关文件，思想上才醒悟过来，深深感到错误的严重。为了切实改正工作中的错误，同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偏向，我们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加强党性锻炼，提高思想觉悟水平，并领导全院工作人员进一步检查工作、检查思想，展开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相信，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下，经过我们主观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彻底纠正错误，改进工作。
（原载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