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精思勤 谋事以公——学习李人俊同志一心为国的敬业精神 [复制链接]

第12版(统一战线·纪念与回忆)
专栏：

　　业精思勤 谋事以公
　　——学习李人俊同志一心为国的敬业精神
　　陈锦华
　　我第一次见到李人俊同志是1951年在上海曾山同志的家里。那天我陪钱之光同志去看望曾山同志，当时李人俊同志正在讲上海一条高压线路的扩建改造，兴致很浓，讲得有声有色，有技术方面的介绍，也有经济上的算账，条理很清晰，使不懂行的人听了也能明白。我当时的直觉是，这个人真不简单。外国人不是讲“共产党只会打仗不会建设”吗？看来他们低估了我们，共产党里是有懂行的，是能够搞好建设的。
　　从那次以后，我和人俊同志断断续续的交往差不多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特别是最近的20多年，工作关系密切，有时朝夕相处，同声相求。对他的人品风貌、思想作风，有了更多、更直接的了解，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许多优秀品德。我深切地感受到，他研究问题的深度，对经济问题的真知灼见，顾全大局的思想，一心为国的敬业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的。他的精明、精细，在与他同时代的“三八”式的老干部中是被广为称道的。我一直把他尊为兄长。他是我最为敬重的老同志之一。
　　严肃认真 为国把关
　　1972年毛主席、周总理决定从国外引进一批技术先进的现代化大型石化、冶金项目。这年的夏天，人俊同志从国家计委的“五七”干校被调回机关，参与对这批项目的审批工作。一般地讲，从干校刚刚回到机关工作岗位上的同志都心有余悸，讲话谨慎，不大表态，怕再犯“错误”。人俊同志却不这样，第一次开会就尖锐地指出问题，不怕别人说他“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反复计算数字，坚持原则，不讲情面。我记得有这样两个事例。一个是上海石化总厂的铁路和黄浦江大桥建设问题。在上报计划任务书的时候，上海提出利用张泾河水运作为主要运输方式，并算了经济效益账，安排疏浚后充分使用。但是，到了审批扩初设计的时候，上海又提出要新建铁路、建设黄浦江大桥。人俊同志主持审查，他讲你们本来算的账很好，利用张泾河水运，运力运量可以平衡，又经济又快，为什么现在又要建铁路、建大桥，增加很多投资？他坚持不同意。“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曾插手此事，圈批了有关材料。他仍坚持不同意，表现了不畏权贵、不避风险的原则精神。
　　另一件事是大化肥的项目扩初设计审查。外国人提出定员是110人，但我们的建设单位却坚持要1400人，相差太大。人俊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坚决不同意。这批大化肥项目共13个，分别建设在八九个省里，这样坚持原则，砍指标、砍投资是要得罪不少人的。但是他毫不顾忌，坚持压缩定员。这同不少项目，“上的拍脑袋，审的拍手掌”的情况比起来成了鲜明的对照。我常想，这批引进的先进技术项目，如果一开始就坚持按国外先进定员编制，坚持高起点，则后来比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差距肯定要比现在小得多。可惜人俊同志的话不为时人所采纳。多少年后我们又被迫退回到他提出的正确主张上去，这个代价和弯路证明，要接受一个正确的意见，要破除若干阻力，这种胆识和魄力是多么可贵，我们又是多么需要这种精神。
　　善出大主意 会算经济账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国面临的形势是，加快发展与客观条件的矛盾。我们一方面资源短缺，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又是浪费很大，到处都在糟蹋宝贵的资源。如何解决这个关系全局的突出矛盾，需要有人出大主意，想高招。
　　70年代末最突出的是石油资源的合理利用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武斗不已，生产遭受到严重的破坏，特别是煤矿企业，生产下降，供给严重短缺，全国各地的许多重要企业因为得不到煤炭供应而停工减产。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沈阳等大工业城市更是困难重重，生产因燃料短缺而减产，外供商品减少，直接影响了全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大庆油田的生产上来了，石油年产量达到5000万吨，需要找到市场，找到用户。一方面煤炭供不上，另一方面石油又没有出路。正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有关方面决定以油代煤，顶替煤炭供应不上而急需的燃料。这本来是权宜之计，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但是由于原油是平价供应，又便宜又好用，发电厂、工业用油一旦供上就切不断了，硬是把宝贵的原料当作燃料大量地烧掉。按照当时国际价格计算，一年就要烧掉价值50亿美元的原油。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实在是痛心疾首。一吨油顶替煤当燃料，价值无几，而把它用来加工成油品、工业原料、合成材料，其效益则要高出十几倍、几十倍。在世界上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以前，油价只有2、3美元一桶的时候，有人计算，以原油价值为1，加工成油品、工业原料的价值就是10，再加工成最终产品价值可达到100，它们之间的效益值是成几何级数增长的。人俊同志对这些情况很清楚，也很着急。他认为不能把宝贵的财富糟蹋了，要尽快改变这种状况。1980年共烧掉原油4000万吨，相当于当年全国石油消费量的一半。1981年3月他正式提出以煤代油的具体设想，并向国务院两次作了汇报，有目标、有政策、有措施。同年5月，国务院决定成立煤代油专用资金办公室，人俊同志任主任。从此，开始了有计划地压缩烧油工作。经过锲而不舍地努力，到1998年，累计压缩烧油2亿吨，其中85％用于出口，换取了大量外汇。压油取得的效益，建设了3000万千瓦的燃煤电站。这是大主意产生的大效益，对国家的贡献极大。
　　在80年代初，我记得他还创议过两件事。一件是住宅商品化，另一件是农村改良炉灶。这两件事，他都作过调查，算过细账，论证它们对国计民生的深远影响，对国家未来改革与发展的重大作用。这两件事，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或者推迟了一二十年，或者没有推开，但人俊同志的改革思想、超前意识却由此可见一斑。
　　作风深入 功底扎实
　　我在石化总公司经理、厂长会议上曾经多次指出，人俊同志研究问题有深度，对经济问题思虑周详，企业的经理厂长要重视人俊同志的意见，并认真落实他所出的主意。他的工作方法是跟踪地广泛收集国内外资料，反复地想问题，每有启发就找人谈，找专家研究，需要试验的就找企业商量。1995年12月他在石化总公司第十三次经理、厂长会议上有个讲话，把石化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作了深入的分析，解剖了石化企业的成本构成，提出“以成本为中心的管理”，指明企业经济效益的潜力所在，要各企业把消除生产过程中的“瓶颈”作为贯彻“两个根本性转变”来抓。这个讲话被转送到江泽民总书记那里，总书记两次作出批示，说：“我看了两遍，思考很久，认为各类企业出现的问题大同小异”，要有关部门汇总相关资料，“发个文”，推动落实。
　　中央批准成立石化总公司的宗旨是实行资源的优化配置，用好1亿吨油，多出效益。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石化总公司所属各企业都是分散建设、分散经营管理的，这同统一配置资源形成了利益不一致的矛盾。这个矛盾如果找不到妥协的解决办法，各方利益不能得到照顾，统一配置资源必然成为空话。他经过反复研究，在第三次董事会会上提出了按集资比例，分产品、分利润、分收税、分算产值的“四分开办法”。这个办法上报后，国务院领导同志很快作出批示，同意按“四分开”的办法集资，把已引进的4套30万吨乙烯建设起来。后来石化总公司的一些重大装置，就是按照这个“四分开”办法处理各方利益关系的，筹集了资金，推进了建设。
　　坚持原则 反对谋私
　　人俊同志长期负责经济工作，精通业务，但他绝不是单纯业务观点，他算经济账总是带有很强的国家至上的政治观点，反对不顾大局的本位主义。80年代中期社会上一度提倡第二职业成风，这股风刮到石化企业，有些干部、技术人员就群起效尤，纷纷在社会上寻找第二职业，挣外快。因为两头工作，思想、精力不集中，影响了本职工作，甚至耽误事情。他听到反映后，明确表示不赞成，认为这不符合忠于职守的敬业精神，对工作不利。他在不同场合耐心地向广大干部做思想工作，讲清道理，配以必要的行政措施，终于有效地刹住了这股风。
　　还有件事是送“红包”问题。他对我讲他不赞成送“红包”，认为这件事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负面效应很大，会腐蚀人的思想，影响团结。他在不同会上旗帜鲜明地讲了他的看法。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动手写材料上报，建议有关方面正式制止这种行为。
　　人俊同志待人诚恳，表里一致，凡是他认为对国家不利的事，他都明确表态，把个人私交友情置之度外。1983年石化总公司成立后，制定了投入产出承包方案，规定7年后石化总公司每年要给国家上交税利200亿元。在方案实施后不久，即1984、1985年，国务院先后曾两度决定要调动我的工作，他听说后坚决不同意，担心我调动后影响任务的完成，明确讲“国家还要不要200亿？”他为此四处托人，直至在出国访问的当天仍放心不下，特地找到有关负责人，一定要其当面向国务院领导同志转达该意见。他知道要调我去的地方和单位都比石化总公司的条件要好得多，对我的工作有利，但是他先为国家打算，不徇私情。我由衷地敬佩他这种精神，而且深感现在这种精神少了。今天我们怀念人俊同志，继续他开拓的事业，就应当学习他的这种一心为国的敬业精神。大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这种精神，小到各行各业、各种岗位都需要这种精神；拥有这种精神，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