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　不图一时高速　但求持续发展 [复制链接]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
　　不图一时高速
　　但求持续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于祖尧
　　近2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依靠数量扩张和粗放经营实现超常增长的阶段已经走到了尽头，即将进入以结构优化和升级为重点，以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为目标，适度快速增长的新阶段。这一战略性转变已刻不容缓。问题仅在于是自觉地转，还是被动地转；是早转快转，还是晚转慢转。
　　首先，改革开放前20多年经济建设成就为近20年高速发展创造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与建国之初我们接收的烂摊子比较，起点和基础好得多。而改革开放又释放了长期被旧体制压抑的发展潜能，焕发了经济机体的生机和活力。这两个因素的结合，促成了我国经济能够在一定时期实现超常速度增长。现在，这个发展潜能已经释放完了，有些方面甚至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例如，一些曾为共和国建设和改革开放立过汗马功劳的老工业基地已经开始衰落，不少厂矿亟待更新改造。
　　第二，近20年是靠高投入实现数量和规模的扩张。粗放的速度型、高投入增长方式造成了大量的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生产能力过剩。这种靠数量扩张实现超常增长所酿成的苦果，要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才能逐步消化。
　　第三，近20年我国经济实现了超常高速增长，但生态环境却进一步恶化，没能走出“增长—治理—再增长—再治理”的怪圈。我国是能耗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单位能耗量比发达国家高6—10倍，单位产品的能耗高50％到100％，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求得短期经济超高速增长的路已经不能再延续下去了。
　　第四，经过20年改革，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靠政府财政加大投入实现经济超高速增长已力不从心。长期以来，政府财政直接和间接的投入一直是支撑我国经济超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目前债务余额和国债发行额虽未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但是财政支出对债务依存度却已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近两年我国经济增幅是下降态势，主要靠政府举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才得以遏制，而民间投资却没有被带动起来。经过20年改革，我国经济结构已经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格局，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和个体企业均作为投资主体的地位已经确立，应当积极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条件，充分调动它们各自的投资积极性，政府投资唱主角的局面是难持久的。
　　第五，非公有经济发展和投资增长还有不小的潜力，但非公有经济今后对GDP超高速增长的贡献率不可能保持前20年的态势。因为，第一，由于“十年动乱”时期经济停滞和破坏，改革开放给非公有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机遇。与此同时，其它经济成分也各就其位，得到了迅速发展。今后，我国经济发展将进入常规发展阶段，经济超常增长的起动阶段已成过去，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加快技术改造，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对于非公有经济来说，挑战大于机遇。第二，近20年经济运行多轨制给非公有经济大发展提供了大量缝隙。随着经济法治加强，市场秩序走上规范化，经济运行规则一元化，无序过度竞争得到遏制，经济中的缝隙虽难以完全堵塞，但将大大减少。第三，非公有经济已经度过了原始资本积累阶段，面临着自身调整和改革的任务。目前，非公有经济无论产业分布，还是规模、管理体制等方面都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需要，也必须进行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
　　最后，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随着我国加入WTO日期临近，来自外部和内部竞争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剧。我们面临的唯一抉择，就是加快经济转轨的进程，完成由粗放经营到集约化经营的转变，由重数量扩张转向重提高质量和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