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值得纪念的文化站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一个值得纪念的文化站
　　马加
李树洁领我来到了旅顺的孙家街道。
这条街很宽敞，铺着天然的沙子、白石和黄土，前边的一条公路通到旅顺的港湾，周围是一圈山，有黄金山、白玉山、老朵山、水池山，像是一棵卷心白菜，把孙家街包在中间。
李树洁是孙家街道的人，当过街长，他熟悉山上的炮台、白塔、黑石、青松；每件东西，都记载着一段历史。现在记载的，是中苏永恒的友谊历史，如同水池山上的松树，万年长青。
我们走到一所文化站的门前，它的上头盖着白瓦，四围是砌着红砖的墙，窗户框刷着蓝铅油，窗户和门都嵌着玻璃，擦得溜明崭亮，站在外面，可以看到屋里居民学习的情形：人们坐得很整齐，伏在桌子上，聚精会神地看着书。李树洁向屋里望一望，高兴地扬起了眉毛，指着对我说：
“你看，这个文化站，是苏联同志帮助我们搞起来的。”
接着谈起这个文化站的历史来。
“原来这个文化站很简陋，特别是一九四九年刮台风，风雨交加，扫得房子落了瓦，坍倒了墙，玻璃打得稀碎，地上全是泥水，下不去脚。后来，虽然台风过去了，文化站又开了课，来上课的人稀稀拉拉，没有几个。
刮台风的那年秋天，苏军巴列耶夫少校来找我。他直截了当对我说：
‘街长，你们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助？’
‘不！刮台风的时候，你们帮助了我们，台风过去了，我们没有困难了。’
巴列耶夫少校抬着头，坚决地反对说：‘不对，你们的文化站不好，墙壁黑，地皮湿，玻璃破了，刮风下雨，学习的人就像在露天里一样。’他仿佛到文化站调查研究过，什么都清清楚楚。我说：‘我们的文化站不好，也对付能上课，经费困难，暂时还不能修。’
巴列耶夫少校认真地跟着问：‘你们有困难，为什么不提出来让我们帮助呢！’第二天，巴列耶夫少校开来了一辆大汽车，送给我们文化站三包石灰、五包水泥、二十多块玻璃。从那以后，文化站粉刷一新，学习的人也多了。”
我们走进文化站的屋子。屋子粉刷得漂白，水泥打地，石灰抹墙，玻璃安在蓝窗框上，透明透亮。地上放着两趟书桌，两趟凳子；坐在凳子上的都是孙家街道的居民，男的、女的，一共有四十多人，每个人都翻着书本，望着讲坛上的女教师。女教师刚刚离开黑板，放下粉笔，转过身子，对着前排一个挽着发髻的妇女说：“宁桂秋，你讲讲二十九课。”宁桂秋是一个小矮个子，粗手指头捏着书页，望一望，慢声细语地念。“水连水，山连山，伟大的盟邦是苏联，苏联人民最英雄……”女教师提示说：“你讲讲，苏联人民怎样英雄，对咱们有什么帮助？”
宁桂秋于是就讲起了苏联老大哥怎样救了她的孩子兰子的故事。她说：
“一九四九年刮台风，一连闹了半个月光景，刮着大风，下着瓢泼大雨，停也不停。港湾的海水出潮，水池山上发了洪水，沙子石头往山下滚，拔了小树，撞倒电线杆子，大水涨到了家门口。我真发愁，屋顶漏着雨，窗户扫着雨，屋地和灶坑全灌进了水，烧把火，煮顿饭也很困难。偏巧兰子她爹出了门，在外边做瓦工。三个孩子扯着腿，我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兰子刚刚六岁，不大懂事，冷了就喊，饿了就哭，闹得我蒙头转向。有一天，午间，我拉开房门，望望天；天上的云彩顺着山头飞，深的堆成灰疙瘩，浅的露着青天。大雨刚停一会，房檐还滴着水。山上的洪水淌下来，漫了当街，冲了一道沟，一直淌进了屋地。屋子已经住不得人，说不定那会房倒屋塌，压死人。这时候，李树洁光着两片脚走过来，挨家逐户吆喝着搬家。他看见我就说：‘宁桂秋，屋子都进来水了，快搬到文化站去吧！’我打着迟，心里信不及：‘搬到文化站，又有什么办法？’李树洁对我说：‘那里有苏联老大哥帮助咱们搬家，水大就上山，汽车都开出来了。’我一听说有苏联老大哥帮助，心就落了体，急忙忙挟了一个衣裳包袱，背了一条苞米口袋，抱着一个孩子，领着一个孩子，我还想拉住兰子，怎么也腾不出手来。那末，就等下一次来找她吧！街上尽是从山上下来的雨水，漂着草根和树叶子，正往河里流淌。在街口上，有一个苏军同志站岗，披着雨衣，背着枪，为了看守老百姓的东西，顶着雨不动地方。我不认识他，我从心里钦佩他。我趟着水，带着两个孩子，非常吃力地到了文化站门口；门口停着五辆苏联的大汽车，好多老百姓都聚拢到这里，抱孩子的、背包袱的、抬桌子的，有的正往车上扔东西；有几个苏联老大哥帮助拿东西，忙的挺欢。我放下包袱和口袋，安排好两个孩子，匆匆忙忙赶回家去。回到了家，大水漫了屋地，屋里却没有兰子。我着急喊了几声，也没动静。我又急忙跑上大街喊，趟了几步水，看见一个苏联老大哥从水里出来，抱着我的兰子。兰子叫水淹得直瞪眼睛，嘴里吐着白沫。我看见兰子，心里一难过，就哭了。李树洁走过来，指着苏联老大哥对我说：‘你们兰子追你出来，掉到水里，冲到急流里，这位苏联老大哥把她救上来，你快谢谢吧！’我一看，这位苏联老大哥就是方才站岗的那个人，脱了雨衣，扔下枪，浑身精湿，瞅瞅我，又瞅瞅我的兰子，好像替我们高兴，张着嘴乐。我心里也乐，我怎样感激呢？就是把我的心掏出来，也报答不了苏联老大哥的恩情。”
我们离开了文化站，李树洁的心情很兴奋，一边走着路，一边告诉我说：
“马同志，在这个文化站里，每星期六都进行一次中苏友谊教育，讲的不是死的课本子，是活的人、真的事，每一个到文化站学习的人，都有一段和苏军友谊的故事，方才宁桂秋讲的，就是许多故事里的一个。”
我问道：“有多少人在这里学习过？”
“从刮过台风到现在，在文化站毕业的有三百多人，顶少能认八百字，能写能算，有的人还参加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