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宽近代史研究视野——“纪念严范孙、张伯苓暨中国近代化相关理论学术讨论会”综述 [复制链接]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交流

　　拓宽近代史研究视野
　　——“纪念严范孙、张伯苓暨中国近代化相关理论学术讨论会”综述
□侯 杰
　　4月2日至4日，由南开大学历史系、《近代史研究》杂志社、华银投资控股公司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纪念严范孙、张伯苓暨中国近代化相关理论学术讨论会”在天津举行。
　　严范孙、张伯苓是南开大学及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者，近代爱国教育家。他们建立起20世纪中国最为庞大的私学体系，为中国近代化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对此，与会代表给予了很高评价。大家认真研讨了严范孙、张伯苓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认为在“科教兴国”的今天，有必要对严、张等人私人办学的成功经验、教育救国的办学理念等进行重新认识。
　　在有关海外史学理论问题的研讨中，有的学者提出，西方学者比较重视理论和方法的多样性，对不同的研究课题采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注意开拓新的史料来源。为深入研究某些个案，他们常常在传统的文献资料搜集与分析之外，还积极吸收并采纳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利用实地调查的方式，深入访谈，借以获得第一手资料。有些学者注意到海外史学与社会科学发生了比较多的相互渗透和交叉，并就其利弊得失以及目前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实际状况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一些青年学者比较关注近代社会史、心态史、妇女史等研究领域的新进展。他们对于某些西方学者善于运用新理论，在原始档案中发掘新问题、提出新命题的尝试也给予了肯定。
　　讨论会上，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西方理论和方法不一定全都适合中国国情。西方理论还存在着一个中国化的问题。针对目前海外学术著作翻译出版鱼龙混杂的情况，有人指出海外理论和方法的引进有些盲目，现在已经不是缺乏理论，而是缺少乾嘉学派的实证学风。许多学者感到，对于中国内地学者来说，现在不是要不要学习海外理论和方法的问题，而是怎样学习、运用，怎样更好地利用海外学术资源、提升研究水平的问题。
　　对于在吸收海外史学理论和方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不少学者提出要正本清源，经过梳理，纠正以往的错误，虚心学习，以刻苦认真、冷静求实的态度钻研海外相关理论和方法，切实建立我们自己的学术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