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雀有志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燕雀有志
　　谢小玲
　　深夜，“红旗”直插基地
　　杨柳飘絮的时节，在一片嫩绿色的沐浴下，我来到了“蘑菇大王”赵启平的“大本营”——位于京东通州开发区的京都菇业开发中心。
　　中心四四方方一个大院，占地约二千平方米，坐落在八里桥市场路一个十字路口的西北角上。秘书告诉我，中心从今天开始掀起“春夏生产大会战”，赵总天蒙蒙亮时就奔大兴基地去了。十点往回赶，十一点要接待一个客户。临走时，他已安排好一辆桑塔纳，载我去通州区的永乐基地和朝阳区的东坝基地，让我随便看什么都行、随便采访谁都行。
　　在永乐，我看到大棚里密密麻麻的一地灵芝草，新奇得不得了。这里还有一个叫张灵芝的山东姑娘，才二十岁，自称已是跟赵总“干革命”四年的“元老”了。她说赵总突出的优点是朴实、心地好、有进取心、特别能吃苦。缺点嘛，同样挺突出，抠门儿、固执。不过他的抠门儿是细小的事上抠，大事上不抠。灵芝说她在北京跟赵总打天下吃的苦，比在农村老家可是大得多得多。爹娘听干了一阵不干的姐妹回乡后的描述，几次三番地叫她别干了回家，可她不动摇，铁嘴钢牙地说：“再苦再累不后悔！”
　　在东坝，与下岗职工余永成、孙洪英，还有基地主管王凤和、司机小孙一起聊天，聊他们各自的经历，聊基地生活的艰苦与乐趣，聊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赵启平。
　　余永成是68届清华附中的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回城，待业，捧上“铁饭碗”，又丢了这个饭碗。他妻子是东北人，比他强，在秦皇岛开了家饭店。男子汉到什么时候也不能靠老婆吃饭是不是？他到处考察项目，最终和他人联手投资四万三千元在赵启平手上租大棚，学种蘑菇。如今他妻子也把饭店的生意托付给他人，跑到这大棚头上的工作小板房里来陪他侍弄蘑菇。今冬特别冷，最冷时这个简易房里零下20摄氏度，可他们两口子异口同声地说，这里是他们的“桃花源”。因为赵总人品好，待人以诚，说话算话，等我们学好了技术后，也会学他的样子去营造自己的一片天地。
　　孙洪英说，不是没怀疑过他会不会骗我，但在考察中亲眼看到赵总与包棚户的鱼水关系，亲耳听到另一个下岗女工讲的故事：整整齐齐地捆了三万一千元钱，全是不超过五元钱的人民币。她再拿不出更多的钱了。尽管一个棚最少应交四万五千元，可仅三万一千元赵总也给了她一个棚。赵总说：“一看到这位下岗女工的钱就心酸，只觉得要不把京都菇业干好，不让下岗职工翻身致富，就对不起谁似的。”一听这话，我就认定赵总人品可靠，就跟他签了合同。年底他如约兑现利润，我心里一算，1999年，他优惠照顾下岗职工的钱有二三十万，兑现给我们包棚户的利润近三百万。现在我心里特踏实。赵总好像一个火种，我们这些包棚户呢，众人拾柴火焰高，跟京都菇业共命运啦！
　　基地主管王凤和是1987年在沈阳农学院正正规规学的食用菌技术，去年深圳那边以月薪二千元聘他去种蘑菇，他没去，而是通过多方考察奔赵总来了，尽管这里的底薪才每月八百元（另一半是结构工资，挣多挣少要看自己干活的实绩）。他之所以来这儿，也和他们一样，是冲着赵总的人品。他说，我瞅准赵总是个有“信”的人，把我的儿子也叫来给基地当保安了。
　　从东坝回到总部，已是晚上八点半钟。赵总的秘书、财务、快讯编辑都还没有吃晚饭。会战第一天，“指挥部”里很紧张，要布置的事太多了。十点多种，从长白山长途跋涉开来的拉灵芝菌苗的大卡车到了。赵启平一边安排开车和跟车的人吃饭休息，一边安排卸货任务……
　　十一点四十分，我和赵启平一同离开他的办公室，他说：“真对不起，实在没时间陪你好好聊聊。我马上得赶到顺义基地去督导六十亩灵芝的下地工作。”随后他挥挥手，钻进了他的“座骑”——一汽出的新“红旗”。红黄色的尾灯闪了几闪，便见雪亮的大灯灯光，像箭一样射向茫茫的夜幕，旋即远去了。我的目光追着那缕缕灯光，忽然想起小孙的一句话：“我们赵总买车选‘红旗’就跟他喝醉了唱《咱当兵的人》一样，是因为他有个战斗情结，他整天在围着大半个北京城的六大基地来回奔波，身心劳顿是明摆着的，但他总是把这种奔波看作是将‘红旗’一次次插向胜利的高地。”
　　人立而凡事举
　　说实在的，赵启平的经历真是挺坎坷的。1958年出生在山东诸城市桃园公社店子生产队，贫农家庭。1976年参军，兵头将尾，衔至班长，也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部队这个大熔炉将他少年时的懦弱煅造成为成年人的坚韧。1980年底复员、结婚。1981年到市文化馆任专职创作员，后调回本乡做文化站站长。1986年父亲病故，留下一大笔债务，作为长子的赵启平，为了还债，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热爱的文化工作，而开始拼命地学习各种“致富方法”，什么洗衣粉啦、胆红素啦，均告失败。只有这个很不起眼的食用菌生产技术帮他偿清了父债，还让他大江南北地开班办厂，着实红火了一阵子。
　　赵启平一度认为，东北是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于是在1992年去拓荒。没想到那时那里山高林密，野生菇耳资源丰富，人工栽培的没市场。于是他便潜心考察野生菌，收集和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后来那里的露地栽培香菇打开了出口市场，他也有了用武之地。不幸，“官僚的腐败，人际关系的复杂”，使他这个身单影只的外乡人白忙活一场。1995年他来到北京，在西郊承包大棚。
　　“北京真是个好地方，可以说北京的市场无限大，占多占少全看你的本事了。北京还是一个大学校，教我很快地懂得了光有技术、光琢磨提高生产力还不行，还得钻研生产关系。在北京异地创业不能说不难，挨打挨坑，受骗受压，全经历过，但只要你是条汉子，在北京就能立住。在这里我实现了自身一个质的飞跃。从打工仔变成一个小老板，从小老板又变成一个给一百多位老板‘打工’的老板。”一个外乡人，靠勤劳、善良、苦干，他赢得了许多的朋友的信赖。朋友们主动提出投资建大棚种蘑菇，由他来经营。于是，看似一个很不起眼很不热门的机会，让他抓住了，并且迅速做大。
　　赵启平种菇有技术，管理有悟性，经营更是有办法，能使投资者获利甚丰。“信誉无脚走千家”是个不争的事实，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促使他成立了自己的京都菇业开发中心。为了真诚地回报投资者，他在三年来的运营基础上，总结经验，制定规章，规范了投资回报率，把种植栽培中不可避免的病害天灾带来的风险，通通由自己来承担。就这样他有了一百多位投资大棚的老板；就这样，他称自己为一个“打工的老板”。
　　1999年京都菇业有了一个大发展，在北京拥有通州、大兴、红星、朝阳、顺义、永乐六大基地，一百二十九栋大棚、两处商务行政办公机构，以及菌种厂、礼品加工厂、素食品加工厂和围绕“灵芝”展开的旅游观赏、品尝、采摘、娱乐场所——仙居乐园。这一年他的固定资产达二百万元，长期租赁的房地产等达二千万元，出口收入达三千万元。这一年他还以“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推出了“下岗待岗不用愁，送您大棚种蘑菇”的活动，赢得了社会广泛的赞誉，五十年大庆时他作为北京市民营企业家的代表，出席了国庆大典。
　　赵启平喜欢鲁迅在探讨中国出路时提出的“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的观点，他可谓身体力行。
　　“玉米饼子”理想的成长
　　在京都菇业中心内部的小报《菇业快讯》上，我读到了赵启平理想的成长过程。
　　“小时候，公社有个民工队，差不多都是各生产队里的‘刺头’，常年在山上凿石修路、修水渠。村民们都叫他们‘出伕的’。这帮大爷们几乎清一色的光棍汉，有文盲，也有高中生。他们的活苦，但活得比种地的逍遥，因为他们经常能吃上玉米饼子，偶尔还能吃上萝卜菜里加几片肥肉。为此，我曾羡慕得要死，希望长大了也能当一个‘出伕的’。那时，对于以吃地瓜干为主的我来说，吃玉米饼子是极奢侈的事，天天能吃上玉米饼子就是最大的理想了。”
　　后来长大了的赵启平，当兵、入党。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非常钟情于写作，最羡慕的是浩然那种充满乡土气息的作家。80年代初复员后，一度在做作家梦。他在小说中为那些在知识和生活上都是贫穷的人向社会提出诘问。作品发表不了，才回到现实中来。第二次非常真切的理想是摆脱债务成为自由人。这个理想实现后，心又比较飘比较狂，去追求大事业。结果是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无识和自以为是多么的可悲可叹。过去老吟诵“燕雀焉知鸿鹄之志”，这会儿才知道，燕雀不知道鸿鹄志并不要紧，只知道鸿鹄志而不知道自己是燕雀才麻烦。现在赵启平是非常明确地把自己摆在“燕雀”的位置，把企业里的员工摆在“鸿鹄”的位置，以“燕雀唯识鸿鹄志”来激励自己，激励大家。有人说他太傻，自己已有那么多的固定资产，又有国外订单，去银行贷款发展会比给投资者高额回报不仅要获利高得多，而且还能省去很多麻烦。赵启平却一笑，说：“一根筷子和十根筷子的道理很简单，连小孩子都懂，可同样的道理一放在经济生活中，好多人就晕菜。我采取的办法可使个人收入和国家税收大幅度提高，亦可有效地防止腐败，达到微型公有制的形式，即新型公有制的初级阶段。我是有2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为了在我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别说损失点利润了，就是为民族经济探路当‘敢死队’我都心甘情愿。”
　　我似乎看到一个苦孩子的“玉米饼子”的理想，已经成长为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