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作为美国西部经济的最亮点，其发展历程对我国西部开发有一定启迪。 创新的竞争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硅谷作为美国西部经济的最亮点，其发展历程对我国西部开发有一定启迪。
　　创新的竞争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郑宇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硅谷已经突破了自我驱动的发展模式，而是通过吸引全球的资金和人才、出口技术产品，形成了同全球经济高度互动的经济模式。
　　狭义的硅谷仅指加利福尼亚州圣塔克拉拉县的高科技企业集中区域。由于信息技术的辐射效应，广义的硅谷实际上已扩大到旧金山湾区9个县，主要城市有圣何塞、旧金山、奥克兰等，总人口达670万。
　　硅谷于50年代初具雏形。一般认为，国防工业、斯坦福大学、仙童公司和IBM是推动硅谷发展的四大力量。二战后，国防技术逐渐商业化，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开发、使用和经营，从而为硅谷播下了科技的种子。斯坦福大学在1951年设立了“斯坦福工业园区”，由此奠定了硅谷高科技中心的基础。这是硅谷历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惠普公司正是最早进入工业园的公司之一。1952年，IBM在圣何塞建立了研究中心并设计了第一个硬盘存储设备，后又成立通用产品部，进行磁盘存储设备和磁带技术的开发。1957年，从肖克莱公司出走的8位科学家成立了仙童半导体公司，并由此分支繁殖，孕育出英特尔、AMD等科技行业的佼佼者。1971年，报道半导体工业的杂志《微电子新闻》根据半导体中的主要成分硅命名此地，硅谷由此得名。
　　硅谷第二阶段的发展从70年代中期开始，以苹果电脑的兴起为代表，个人电脑、通讯、多媒体等相关企业源源而生，进一步将硅谷推高到全球科技中心的地位。80年代中期以后，硅谷曾随美国经济一起步入低谷，90年代又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而再度辉煌，成为新经济发展的“旗舰”。
　　硅谷的成功源于技术进步，但推动其发展的力量不仅仅是技术进步，更是制度创新。
　　如果把硅谷的成功因素进行分解，科技基础、研究能力、人才、资金，样样具备。但硅谷的成功关键并不在于这些“硬件”的简单组合。实际上，美国的许多地区也具备与硅谷相似的发展高科技的条件，波士顿附近的128公路周围甚至比硅谷的条件更好，但它们都没能成为硅谷。因此，硅谷成功的“软件”———“硅谷文化”更值得关注。“企业家精神”是硅谷文化的重要体现。“企业家精神”是指甘冒风险、勇于创新的创业精神。硅谷之所以盛行“企业家精神”，是因为这里形成了鼓励高科技创业的理想环境；大学和产业界的密切合作、政府与民间积极互动、通畅的融资渠道、对失败的承受力、竞争文化和开放性的公司结构。
　　“硅谷之父”特曼教授曾指出，“产业界应认识和利用研究型大学周围的区位优势……处于智力中心的区位远比邻近市场、交通、原材料和劳动力的区位重要。”硅谷附近的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等著名学府不仅为硅谷公司提供了强有力的科研支持，而且对师生创业也持支持态度，许多硅谷创业者来自于这些学校。“斯坦福工业园区”是迄今最成功的学界与产业界合作的范例。硅谷具有高效的融资机制：一方面，硅谷地区有超过200家的风险投资公司，风险资本额占全美的35％左右，为创业者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证；另一方面，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为硅谷创业公司创造了上市融资的有利条件，同时也为风险投资提供了退出渠道。
　　虽然硅谷的发展基本上是由民间推动的，但并不说明政府对于硅谷的发展无所作为。国防工业不仅为早期的高科技企业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力量，而且通过订单方式，向一些高技术研究项目提供联邦补贴用于研究开发，使硅谷成为了高技术创新企业的孵化器。政府还通过与民间机构合作的方式对硅谷的发展进行规划。
　　硅谷的确是科技创业的典范，但其模式并不具备普遍性，也无法简单复制。众多模仿硅谷建立起来的科学园和技术中心中，虽然不乏较为成功的例子，如台湾的新竹工业园区、印度的班加罗尔等，但硅谷模式的精髓仍难以把握。因为模仿者通常会过分强调某一因素的作用，而忽略了其他因素。更重要的一点，硅谷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而任何模仿硅谷建立起来的高技术园区都是自上而下推动的。发展高科技的关键是要创造能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的体制和文化。这正是许多科技园区所欠缺的。
　　硅谷的成功不是建立在传统要素禀赋优势上，而是立足于竞争优势。这一事实，对我国西部发展战略的规划应有所启示。
　　同硅谷的发展不同，中国政府在西部开发中将扮演关键的角色。首先，西部开发应树立“大资源”意识。大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物质资源、金融资源和智力资源。人力资源包含了精英人才、技术人员和普通大众三个层次；物质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产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资源是指创业、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融资渠道；智力资源则是指研究开发能力。人力资源、金融资源和智力资源开发的难度显然在物质资源之上。只有树立了“大资源观”，才可能避免以物质资源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使改善教育体制、培育资本市场和加大科研投入得到足够的重视。其次，政府应通过规则制定，营造一个建设性的竞争环境，使资源组合达到最合理的水平，才能取得市场竞争的优势。
　　对于硅谷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也应有充分的认识。崇尚创业的“企业家精神”必然导致大量项目融资的重复和企业高失败率，由此带来的社会成本并非所有地区都能承担的。美国的资本市场汇集了全球的资金，硅谷实际上是靠透支全球的资金发展起来的。我国西部开发需要巨额社会资本，如果仅靠政府投入来负担科技创业的高成本和高风险，不仅是不经济的，也可能助长道德陷阱风险。因此，完善民间资金和外资流入和退出机制十分必要。
　　硅谷近年来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后遗症：由于大批人才涌入，硅谷的劳动力成本和生活成本都急剧上升，交通运输状况日趋恶化，公共教育水平也呈下滑趋势。这是分散决策难以避免的结果。在中国西部发展规范中，中央政府决策应避免只求经济赶超的线性发展观念，而应通盘考虑资源、权力、责任的相互制约与配合，与民间充分互动，以社会均衡发展为长远目标，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