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历史小说的文学价值 [复制链接]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经济历史小说的文学价值
　　金宏宇
　　近十几年来，国内文坛出现了历史小说创作热，其中有一批作品可称之为“经济历史小说”。长篇方面较有影响的就有《金魔》（渠川）、《金融家》（程乃姗）、《东方商人》（毕四海）、《大盛魁商号》（邓九刚）、《第二十幕》（周大新）等。这批作品以中国近现代历史风云为背景，主要采用经济视角或经济—政治复合视角；揭示经济变动与历史变动和社会变动的互动关系，但侧重描写经济生活和经济事件；表现普通民众的生存和存在状态，却以商人阶层为主要对象。这些作品发表或出版以后差不多都拍成或即将拍成电视剧，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同时，它们往往是作者历时数年惨淡经营之作，又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
　　中国文学向来缺少对经济生活即时的或历时的叙述。传统的农耕社会不可能酝酿繁复的经济故事。即便是十九世纪商帮、票号、钱庄的兴起支撑了大清帝国的经济，也未能诱发中国文人去再现丰富的商贸传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城乡经济的普遍破产，四十年代战时经济的彻底崩溃，五十年代经济形态的本质改变等都更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人生。这些历史内容本是文学的重要叙事来源，但中国文学却未很好地去反映。
　　八十年代以后，作家增加了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他们发现了新的写作视角和视域，于是就有了这批经济历史小说。这批作品的出现，无疑弥补了前此中国文学的重大叙事缺失。如《大盛魁商号》外写中国商人与俄商的“商战”，内写中国商人与官府的周旋，还表现了中国商界内部的竞争和自残，真实地再现了十九世纪末民族商业在风雨飘摇中的悲剧感和悲壮感。《第二十幕》则试图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背景中写民族商业的兴衰，表现经济与政治、道德等方面的联系。这些作品以文学的形式形象地展示了近现代民族经济的发展过程，补叙了那些鲜为人知、被人忽视的故事。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这种叙事缺失不仅是内容性缺失，也是现实主义叙事方法的缺失。所谓现实主义叙事其实就是取消浪漫叙事的纯朴、天真和臆想而还原生存和存在的本相。现实主义叙事往往将关注点放在经济关系这种基本的现实关系上。正如杰姆逊所说：“个人和社会经济的关系也许是现实主义的一个经典的模式。”这可以证之以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常规的现实主义、作为潮流的现实主义是产生于马克思所说的封建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而人与人之间只剩下现金交易关系的资本主义时代。在中国，虽然没有全面进入过资本主义时代，但很长时间中国作为西方的半殖民地并未逃离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秩序。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历史之曲折、冲突之尖锐、世风之激变、人心之震荡也不亚于西方。这些都呼唤真正的现实主义手笔去表现。长期以来，我们虽然制订过许多现实主义叙事法规，但创作实践中更多的还是浪漫叙事倾向。现实主义始终成为理论论争的焦点。而这批经济历史小说的出现不仅补充了人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其本身也是一种较成功的现实主义写作。
　　杰姆逊还认为现实主义叙事有一个特定的对象即货币，说：“货币或市场经济以一种令人痛苦的新方式决定着人们的存在，决定着它要采取的叙述方式，它是现实主义的来源。”这种说法如果是针对经济视角的现实主义作品则更为确切。它道出了这类写作的一个重要的叙事特点，即钱、财或相关实物是其叙事焦点。这些经济历史小说在叙事时即紧扣这种焦点。《金魔》（即《昌晋源票号》）的叙事焦点是“银子”，《大盛魁商号》的故事中枢是“茶叶”，《东方商人》、《第二十幕》的核心语码是“布”、“丝”或“丝绸”。这些东西是作品中现实关系的纽结，也是民族经济的历史见证物；它既组构作品的内容，也挽结作品的形式，成为故事情节辐射或聚焦的中心；它既可能是金灿灿银闪闪的感性形态，也可能是掏空人性的冷冰冰的抽象存在。总之，在这些经济历史小说的现实主义叙事中处处闪耀着金钱或货币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