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旅顺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在旅顺
　　本报记者　林钢
长白山的余脉，像两只手臂，紧紧地拥抱着海湾，形成了一座天然的军事良港。太阳照耀着港口的建筑物。苏联军人忠诚地执行着保卫远东和平的职责。和平的人们在劳动，海面渔帆片片，工厂上空浓烟蔽天。市内的街道上，走着中国人和苏联人，解放军和苏军，见了面，互相打招呼，互致敬礼。这就是旅顺。
旅顺不是一个普通的地理名字。它是一座友谊的城市。中苏友谊在这里，就是生活本身。友谊故事到处流传。
祖国边疆的这座城市，宁静而又充满生气。不论新市区或旧市区，都有平整的柏油马路，一幢幢漂亮的建筑物依山而筑。电影院里挤满了中苏观众。远离祖国的苏军，可以和莫斯科居民差不多同时看到最新出品的苏联电影。四月上旬，这儿就上映了乌兰诺娃主演的彩色影片“罗密欧与朱丽叶”。运动场上，中苏球队经常举行友谊比赛，吸引着成千上万个球赛表演的爱好者。白玉山麓的公园以
“友谊”命名，中国工人、苏联军官和他们的妻子、孩子在一起愉快地度过假日。周末的晚上，中苏青年男女，拉着手风琴，唱着歌，一起来到俱乐部、文化馆，参加舞会或联欢晚会。中国各地的艺术工作者，每年都来为苏军作慰问演出，或在豪华的“苏军之家”，或在舰艇的甲板上。苏军的部队歌舞团也常到工厂和中国工人联欢。
在日常生活中，旅顺人民称苏军为“大哥”，称苏军家属为“大嫂”；苏军称年老的中国人为
“爸爸”“妈妈”，称一般工作人员为“同志”。这种称呼，饱含着敬爱的感情，听起来亲切而自然。你在街上散步，发现许多窗口摆着鲜花，装饰着挑花窗帘，那就是苏联军人的家庭。旅顺市内，中国人和苏联人住在一起，或为同院，或住楼上楼下，或毗邻而居。邻居之间，亲如家人。军官夫妇有事出门，他们放心地把孩子、钥匙交托给中国邻居。苏联人爱吃饺子，中国主妇包了饺子，总要端几碗过去。苏联大哥大嫂也常把中国邻居请去尝尝新从莫斯科或海参威带来的口味。谁要是搬走了，就会长久想念。回国去的，有书信往还；搬在近处的，得闲就要来看望老街坊。我曾和一区区委书记赴他的苏联邻居的家庭宴会。主人是位上校，女主人卫国战争期间在德苏前线做护士工作，桌上放着她的穿着军装的照片，那形象令人想起潘诺娃小说“旅伴”中的人物。他们对我说：中国人的真挚和好客，让所有来到旅顺口地区的苏联军人和家属消失了异国之感。
除了邻居，同苏军有着密切联系的是国营商店。百货公司门市部备有品种繁多的高级商品，合作社的菜摊上，摆满了苏联人喜爱的土豆、大头菜、洋葱、西红柿、黄瓜……。为了更好地为不能经常外出的苏军士兵服务，百货公司在兵营附近设有“摊亭”。商店的营业员态度和蔼，一般都能用俄语说一些商业用语。他们在柜上经常了解苏联顾客的需要，顾客买东西多了，拿不了，营业员帮他们送回家去。苏军给这些无微不至地为他们服务的营业员取了许多苏联名字，亲切地称呼国营商店为“毛泽东的玛克金”（意思是：毛泽东的商店）。国营商业工作者们说：保证满足苏军的需要，是我们协助苏军巩固海军根据地的具体任务。
最为动人的是孩子们的友谊。小朋友们在一起做功课，一起玩。许多中国孩子在苏联小朋友的帮助下，成了优秀学生。每到夏天，海滨、白玉山、公园、电影院到处都可以见到“亲密朋友”的踪迹。
我和一些青年工人和学生接触，处处感到他们具有苏联人那样的热情、豪爽、明朗和幽默感。这里的青年人大半都交有苏联朋友。苏维埃人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他们忠实地捍卫和平事业的意志，紧张愉快的军中生活，给了旅顺青年深刻的影响和教育。这种影响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到。苏联人的习惯，每年十月革命节和五一劳动节前粉刷和清扫房屋，现在旅顺许多居民也在国庆节和五一节前清扫房屋了。
流传得最广泛的友谊故事，是关于“治病救人”的。旅顺苏军医院经常接受中国病人。凡是病势严重到足以夺去生命，他的家人便会想到把病人送到苏军医院。多少人怀着希望把垂危的病人送来，又怀着无限感谢的心情把愈者接回去。中国病人的治疗、住院、用药全部是免费的。在广大农村和渔村，成千上百名苏军部队的医务工作者有求必应地为驻地居民治疗各种疾病。
苏军医学专家经常被旅大地区的医院、疗养院、战伤医院请去会诊、解决疑难问题、施行各种最复杂的手术。旅顺医院可以说是中苏友谊的产物。旅顺解放不久，一位苏军医官把当地的医务工作者组织起来，拨给了一部分药品和器械，旅顺于是有了第一个人民自己的医院。医院现有设备，从各种医疗器械、手术室、化验室、病床直至病人用的大衣、皮拖鞋、药棉、消毒药水，几乎全是苏军几年来无偿赠给的。九位苏联专家常年在这里为中国居民治病。院长告诉我，年青的中国医务工作者向他们学习到的，不仅是技术，更重要的是“一切为了病人”的社会主义医疗思想。
旅顺第一食堂职工曹善英，一九五三年五月发了胃病，病势危急，被送到了苏联陆军医院，诊断的结果是“胃溃疡穿孔”，胃前壁和后壁的幽门都有穿孔，剧烈的疼痛使得病人陷入了神志昏迷的状态。医院的外科主任阿连恩比叶夫亲自给这位中国病人施行两次手术。由于长时间的连续的渗血，病人极度衰弱，不断发生休克现象。手术前后，输了三次血，总量三千五百西西。输血者是三位苏维埃士兵和五位苏联妇女。他们的名字是：茹拉芙连娃、特烈申科、费利托娃、拉斯托夫契娃、雷巴克、普罗特波波娃、塔尔马叶娃、秋宾柯。头等的医疗技术和友谊的鲜血、从垂危中拯救了这位青年工人的性命。如今，曹善英看起来和健康的人一样结实，他已经忘记了长期胃病的痛苦，但是他终身忘不了这些苏联公民的名字。
无法知道，十年来，苏军为中国人民治愈了多少病，救活了多少人。统计这样的数字也是不必要的。任何数字都表达不了中苏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苏军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已经永不磨灭地铭刻在千万个工人、农民和渔民的心上。
写不尽的是，中苏会谈公报发表以后，中国人民和苏军间的惜别之情。在离别前的日子里，从城市到乡村，连续不断地举行了无数次的大规模或小型的联欢会、欢送会。人们想出种种办法来表达自己的心意。工人们制作了精美的机器或产品模型、农民把丰产的种籽送给苏军，姑娘们千针万线刺绣着各种物品，老太太从木箱里找出了结婚时珍藏到现在的枕头送给苏军。苏联海军战士在海滨捡起几块美丽的鹅卵石，揣在怀里，带回国去留作纪念。整理行装的军官们，把他和中国朋友合摄的照片看了又看，然后小心地收藏在行囊里。车站欢送的场面更是感人。月台再大也盛不下愈来愈多的送行的人。鲜花塞满了致告别辞的将军的胸怀；五彩缤纷的纸片沾满苏军战士的戎装。解放军和苏军战士在紧紧地握手，中苏妇女们一次又一次地拥抱、亲吻，有的忍不住热泪横流，中苏少先队员们在交换红领巾。当汽笛一声长鸣，列车缓缓开动时，挥手送别者的眼睛都湿润了。这情景令人想起十年前拍摄的一张照片。那是苏军解放旅大的那一天，塞满街道的男女老幼含泪欢迎自己的解放者，青年人爬上坦克去拥抱满身尘土的苏军战士。无论是十年前的欢庆解放，还是今天的惜别，这感情是共通的，就是对于苏军的出自衷心的热爱和感谢。